进行理性和科学的启蒙是科学家的核心使命之一。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谁是启蒙的受众？如何让他们接受启蒙？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应该是启蒙的受众。能够接受并理解科学认知，然后能按照理性和科学自觉行动的人越多越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启蒙者的位置在哪里？

启蒙者自然要去启蒙受众。如果将启蒙理解为带来光明，或者带领人们走出蒙昧，那启蒙者自然有一种站在高处充当引路人的意思。那么问题来了：启蒙者是神吗？是头上顶着理性和科学光环的神吗？启蒙奋斗了几百年，就是为了把站在芸芸众生之上的神拉下来，怎么可能自己又站上去了呢？仅从这点上看，“让我来把事情解释清楚”可能更符合启蒙的要义。

启蒙者也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他知道一些事实，他知道怎么用理性的逻辑推导出没有矛盾的结论，他能把这些事实和结论推导过程告诉别人。但是，他不知道所有的事实，他不知道所有的逻辑方法，他不知道所有的结论。他必须要听别的启蒙者告诉他所不知道的事实、不知道的逻辑方法和不知道的结论。这才是启蒙想要建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这个霸或那个霸，没有这个神或那个神；每个人既能清晰地解释自己，又能深刻地理解别人；他们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所有人都以合作探索者的身份出现在一个平等的世界里。

 一个合作的平等世界，这是启蒙的真正目标。这也是德国教育系统要把每一个人首先培养成一个普通人的意义。不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合作者。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教育在那些站在媒体舞台上的德国科学家身上体现的极为明显。不管什么职位、什么头衔，没有人忌讳说：我不知道。或者说：这不是我的专业，具体问题要找真正的专家去问。这不是谦虚，这是一种真实。这是一种受过长期启蒙教育后，能够用理性控制自我的真实。

回到主题，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和愿意接受理性和科学的启蒙。

可以想象，理性和科学的福音未必比神的福音更动听。相比神的福音所带来的感性、安慰和温暖，科学所依赖的数据、逻辑和真相，很容易让人感到枯燥和无趣，甚至还有一种违反人类天性的可怕。就像谈到死亡，尽管科学的一句话“人总是要死的”确实揭示了世界的真相， 但它远没有永生、再世或天堂这些让大多数人不用进行艰难的思考，就可以产生模糊的安全感那么容易让人接受。

这里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好还是不好。这是人的天性，是一种自然现象。即使在德国这样理性和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有很多人，包括许多相当理性的人，同样也需要这些模糊的概念来为自己带来某种心灵上的慰藉。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永远存在。但它也为理性和科学启蒙带来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或许，可以从心理学角度作一些解释：人的本能就是寻找安全感和规避风险。当人还处在幼年时，依赖父母、接受父母的影响可以得到最可靠的供给和安全保障。随着年龄的增长，依赖社会、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所得到的供给和保障远比从父母那里得来的更稳定、更可靠。随之而来的便是父母的影响不断减少，直至绝大部分被取代。趋利避害的调整贯穿人的一生，使人类作为生物体不断被寻求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安全舒适感所引导，本能地厌恶、恐惧、回避任何不利于这种舒适感的影响。

启蒙过程的关键一步，就是先要让启蒙的受众能够接受外部信息的影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看看人类在接受不同外界信息时会有什么样的本能反应。

 我们将外来的信息分为真实的和假造的，同时还分为让人愉悦的和令人不安的。显然，让人愉悦安宁的真实信息最能让人毫无顾虑地接受。即使是假消息，问题也不大。因为它让人感到舒服，内心不会产生太多的骚动和不安。对所谓“善意的谎言”，人人常常愿意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让人不安的假消息有点麻烦，但并不是没有补救机会。 比如，把假消息直接揭穿，当然动作要快。令人不安的假消息一旦被戳穿反而会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快感：一种如释重负，一种智力上胜利。即所谓：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嘛。

真正的麻烦看来只有一种，宁人不安的真实。很多时候，这种真实不仅仅为个体带来负担，同时也为社会管理者带来麻烦。因为，当麻烦真正发生时，除非千方百计地把它藏起来，拖延时间，让其慢慢稀释，或让人渐渐淡忘，很少能有什么手段让人立刻重新获得舒适和安全感。责骂、恐惧、逃避、绝望、混乱也往往由此而生。

科学探索的目的自然是要揭示每一件事情的真相，是否会引起不安并不是它要考虑的问题。但这是科学家的任务，不是普通人的任务。要传播理性和科学、启蒙社会，那就不能不面对大多数普通人，就不能不考虑大多数普通人的感受。启蒙是不可能在被启蒙者有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情绪下进行的。

由此，我们或许能够想到启蒙的入手点在哪里。启蒙询问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要对真实感到不舒服？人们的回答可能是：因为真实带来了困难和麻烦，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累，而我们却没有办法解决它。启蒙说：那好吧，让我们慢慢来；先从舒服的状态开始，一点点加入一些真实，直到有一天大家只想着是不是真实，而忘了面对真实时是不是舒服；到时候我们再在真实的基础上，看看能不能解决困难和麻烦。

 这是对启蒙这个复杂问题进行极简化的拟人描述。一代又一代伟大先驱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系统的解决办法。笔者强烈地感到，一整套成熟的启蒙思想、启蒙方法体系早己深深地印在了德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它：让我们来一起发现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发现问题的乐趣。

不用举深奥复杂的例子，就从最简单的，而且人人关心的儿童教育入手。

笔者鼓励自己的孩子多读书。德语因为有拼音文字优势，德国的小学生在一年级下半年就基本具备了简单的阅读能力。到四、五年级就可以读大部头有点深奥的书了。在德国，一本最简单的儿童书也要10欧元左右。家长费劲挑选后，小孩子几个小时读完就扔了，实在是不划算。所以，我们跟很多德国家长一样，去图书馆借书。 一次借够几个星期的量。图书馆里的儿童书一般按照年龄分类，并且经过了一定的挑选。所以，借书时不需要太多考虑，按照排列顺序，一包一包往回搬就是了。德国的儿童书大多数图文并茂，逻辑性強，不需要成年人给孩子做什么解释。即便是成年人，读起来也觉得爽心悦目。但是，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

比如，德国社会同样强调家庭和睦，互敬互爱。笔者接触到的德国家庭跟中国正常家庭也没什么区别。夫妻双方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爷爷奶奶也是时刻准备着去当爹妈的备份。说起孩子，除了很少操心他们的学习，对其它的也是无穷的操心。可是，在一些针对五、六岁儿童的图书里却写着：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吵架？更有甚者，爸爸妈妈为什么有时候睡觉不穿衣服？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离婚？

图书馆有一个架子上的书是专门讲人的情感的。有一本书写道：奶奶很爱我，我也很爱奶奶。可是有一天奶奶去了医院，爸爸回来说奶奶死了，再也不回来了。死是什么意思？人死了是去了哪里，为什么回不来了？我想她该怎么办呢？这些书绝对不是随便写的，它除了写出这些现象带有的科学知识，同时将这些知识按照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伦理进行了调整。

随着年龄的增长，德国孩子面临的世界更加复杂。比如，五年级伦理科就有关于说谎的章节。人为什么会说谎？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谎？哪些情况下谎话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中，笔者跟伦理课老师聊天。老师说，她的班上有一个小男孩课堂上当场高兴地宣布，他决定用说谎来逃学。老师自然要解释，说谎逃学并不在合理性之列。这里的解释不是老师自己的发明，更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它是一项众多科学家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在这个小孩兴奋地宣布他的重大发现之前，科学家们早就想到了。小孩完全没有意识到理性和科学正在对他进行启蒙。

可以这么说，德国儿童从懂事起就被引导去认识一个充满矛盾和问题，但又没有明确答案的现实世界。笔者并不十分愿意将之归结为文化或者国情差异。因为，这些模糊的说法掩盖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小孩子遇到的这些问题只有德国或者美国才有吗？显然不是；那么，科学家为每个国家、每种文化背景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吗？好像也不是；作为家长除了说，长大就知道了，还有更好的解释吗？很难说。启蒙应该是用理性和科学向所有的人解释所有的问题。如果任何一个问题或矛盾解释不清，无论多么细小，多么不屑一顾，甚至听起来多么低俗，科学家都有责任将它们作为研究课题，并将研究结果传递给社会。对于98%的普通人和由这些普通人组成的社会，这些不起眼的问题甚至远比牛顿的苹果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为重要。没有一种面向真实、面向问题、面向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教育，启蒙将极为艰难，甚至无从谈起。而一个缺少理性和科学支撑的社会，自然到处都充满着迷茫和逻辑混乱。

就整体而言，面向问题、面向矛盾、面向寻求边界的启蒙式教育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大大地增强。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小孩子五、六岁时就知道什么是生与死，到成年时有人跟他讲“人总是要死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再回过头来仔细品味一下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场景：当英国的首席病毒学家大大咧咧地宣布要群体免疫时；当德国的首席病毒学家详细讲解死亡率和死亡分布时，除了几家煽情报纸在那里故意起哄，整个社会的反映不过是往大海里丢了几块石头。对受过启蒙教育的人来说，这些科学家只不过是站在那里实话实说而已。实话实说有什么受不了的，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过来的。想要在这种社会找负面新闻，根本用不着花力气。这些东西天天写在各种报纸上，天天挂在无数人的嘴边。这是能够承受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社会永远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启蒙教育远不是什么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这类概念名词所能简单解释的。从启蒙教育里成功走出去的孩子首先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知道如何在复杂和充分矛盾的社会里给自己正确定位的人。在这之后，才是一个有着一颗完整的大脑，能够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越走越快、越走越精的专业精英。就像德国的那些政治人物，不论哪届政府都是整天对着普金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但是，去翻翻他们上中学时的教科书，里面清楚地写着苏联解体时的惨状；清楚地写着为什么俄罗斯那么多人支持普金。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俄罗斯是什么，普金是谁。只是为了西方的利益，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他们只能选择跟普金对着干。启蒙解决不了选择问题，这也不是启蒙的任务。但是，启蒙能让参与者和旁观者从本质上明白这种选择是什么和为什么。

启蒙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多面体。站在这个多面体上的任何一面都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孩子们需要知道的是如何平衡各种可能性，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多面体先拍扁， 再卷起来左右拉伸，让它变成一条直线。最后让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挤在这条不是左就是右的直线上。在直线上考虑问题自然只有向左还是向右，是对还是是错。选择上的限制带来了思维上的限制，思维上的限制更进一步加剧了选择上的限制。如果站在这条直线上的人左右互不相让，冲突将会有多么的激烈。这是只有一种选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