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着很高的目标。科学期待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一种理性因果逻辑关系，使人类能够理解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并利用从中获得的知识建立准确的控制和预测能力。这是一项浩繁而漫长的工作。从历史上看，这种工作始终带有强烈的向外挑战性。准确地说，应该是带有一种向外挑衅意味的挑战性。科学时时刻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一切非理性的世界挑战：向有神的世界挑战、 向权威世界挑战。它不断以其强大的基于事实的理性推理能力，让这些世界变得无法自圆其说， 变得混乱不堪，变得衰弱消亡。科学由此为自己带来了无数的敌人。如果科学不想方设法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人多势众，仅凭一种所谓的先进理念，或者少数人的执着，它面临的将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

人类并没有偏好理性和科学的基因，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科学家，不可能每个人都会理性思考问题。人类的绝大多数可能终其一生都未必能真正弄明白理性和科学的运作机理。另外，理性的因果逻辑关系更是看不见摸不着。与带有偶像的神或权威相比，面对广大信众，它甚至还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偶像可以给出一个或虚幻或明确的定位，让明白不明白的人都可以将希望寄托在它的上面。而理性逻辑更多的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在没有形成这种思考方法之前，人们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

同时，虽然世界有着复杂的万事万物，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却极其狭小。这使得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去认识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们头脑里装的，更多的是有关世界或真或假的一小段一小段不连续的碎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因果推理逻辑。一千个人可能会有一千种逻辑。但是，人的社会属性，使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依存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这种各自独立的、杂乱无章的因果推理逻辑必然影响到这种依存。所以，只要能形成某种群体性社会，必然有一种主导逻辑在群体里起作用。这种主导逻辑必然有吸引人之处，使得群体里的人愿意放弃自己的逻辑。无论是神的法力无边，还是皇帝的英明神武，或者理性的因果关系，都是这种主导逻辑在群体里的体现，都可以为群体带来某种稳定和效率。因此，没有哪种逻辑是不可或缺的。当任何一种逻辑缺位时，必然有另一种逻辑来填补空缺。这是社会性人类的生存所必然。

这就是理性和科学的生存环境：四面受敌，难于被理解，随时随地会被取代。而且，因为其难于被理解，更有可能被最先取代。历史上，理性和科学被剿灭的现象层出不穷。可以这么说，科学自诞生那天起，就生活在这种危机中。

不可否认，在面对大自然时，理性和科学为人类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断获得这种益处的前提是科学要能活下来。至少要活到社会上的大多数，确实认识到了这些益处。同时又能明确地知道，这些益处是科学带来的，而不是某个神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恩赐。这里由此引出了科学除了自身的研究探索之外，还有一个悠关自己生死的核心任务。

先从一个德语单词开始讲起。在德国抗击新冠疫情活动中，有一个在媒体上、政治和科学领军人物口中反复出现的词。这个词不像自由、民主、人权那种对内对外处处用、人人用。这个词是专门面向德国国内的，叫作Aufklärung。 中文的直接翻译叫启蒙，和英语的enlightment对应。

说到启蒙，很多人可能对其并不陌生。可能还有人会对这个词产生一些浪漫的联想，就像英语中隐含着某种光明的意思。比如，照亮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国自己也有冲破封建束缚，走向文明现代的含义。但是，单从构词上看，Aufklärung这个词一如德国人的实在，从上面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闪光之处。如果粗俗地直接翻译，可能可以称之为“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干脆就是“让我来给你解释清楚”。而正是这个“让我来给你解释清楚”的Aufklärung贯穿了德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整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笔者不想对启蒙作哲学或科学意义上的探讨，只想把在德国观察到的有关现象介绍给大家。

疫情期间，只要是稍微严肃一点的媒体，稍微严肃一点的政治家，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家，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无一不是明白无误地频繁使用这个词。这个词的背后，是利用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向公众、向个人在涉及疫情的方方面面进行详尽的、精确的、理性的科学解释。

这些解释可以从最简单的什么是病毒开始，它跟细菌有什么不同；再到复杂一点的，什么是群体免疫，为什么要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百分比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新冠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哪些是常见的，哪些是罕见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mRNA疫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是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为什么在有很多东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仍然建议大规模注射。随着疫苗接种的进展，更是不停地更新、解释最新的统计数据：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什么性别、什么年龄、多少百分比。还有就是有关防疫政策的：各种各样的防疫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谁制定的，有哪些法律上的考虑、经济上的考虑、社会上的考虑和家庭考虑，等等，等等。另外，根据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向家庭、向个人提出详尽的行动建议：有家庭生活安排，儿童学习娱乐，甚至还有居家隔离期间如何安排好性生活。可以这么说，在德国，只要你有问题，总有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会针对你的问题向你进行详尽的解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问题是指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细节问题，不论大小，不管是超凡脱俗还是荒谬可笑。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的科学解释。即使解释不了，人们也会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现有的科学研究在那里走不下去。

这里的解释工作不是科学家们的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就像政府病毒学顾问德罗斯腾教授的播客，北德广播电台问他能不能给讲讲，教授说可以。然后就是无偿地每天一个小时开讲。德罗斯腾教授的宣讲不是唯一的，只能说是成百个不同宣讲中极为成功的一个。这些科学家就像是肩负着某种使命的传道士，只要发现疫情中的任何一点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立刻支个摊开讲。

这确实是一种使命，一种对科学来说生死攸关的核心使命：向公众启蒙。这是德国科学界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任务定义；也是德国政治体制对科学界和科学家的要求。因为，只有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都能从科学那里得到答案，所有的神、所有的非理性才会站在边上无所事事。这是科学在与神以及一切非理性争夺信众，这是一场关系到科学生死的战斗。每一位科学家必须全力以赴。

这并不是只有新冠时期才有的特殊现象。笔者在德国参加过各种培训。只要培训的级别稍微高一些，就会有专门的部分强调：在行使自己专业职能的同时，还要成为一个Evangelist。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可能是“福音传布人”。其原义来自天主教的四大福音布道士，他们向大众用四种不同的视角传播耶稣在人世间的作为。当然，理性和科学的世界里没有上帝的位置。这里需要的不是让你去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是要你去传播你的理性、你的科学或专业的思想，还有针对各种各样相关问题的思考及解释。只有传播出去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才是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思想。只有把传播理性和科学思想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才能让你的周围时时刻刻感到它们的存在。神与非理性是不会自动把位置让出来的。理性和科学不去做或者做的时候遗漏的事情，它们就会自动补上。它们同样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吸引每一位信众。

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向公众解释他们遇到的问题？理性和科学在启蒙，神和非理性同样也在布道。人人都在摆个摊子，人人都像是在布道。那么，从这些布道人嘴里的哪一句话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摊子是理性和科学，那些摊子是非理性和上帝。能够分辩出这些摊子的唯一标识就是：对真实直言不违。

启蒙不是通过安抚、许诺、恩惠或者欺骗来征召盲从的信众。启蒙是要唤醒民众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性，让他们自觉自愿地相信真实和理性的力量，自觉自愿地按照理性思考和行事。

理性的真实好听吗？有时候很不好听。比如，事实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普遍有效地对付新冠疾病。理性的事实残酷吗？有时候很残酷。比如，大量感染带来医疗系统的不堪重负，这时只能对病人的救治进行选择，也就是所谓的Triage。但是，在向大众启蒙时，必须实话实说，不能有丝毫地篡改、修饰和回避。因为，正是这种基于真实的理性，才让人类从历史上各种矛盾混乱和兜圈子的状态里跳了出来。知道了不好听和残酷，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需要为此做准备。

科学的成功并不在于它比神更吸引人，或者比神更能说会道。它的成功在于比任何神都勇敢，比任何神都不惧怕挑战问题，甚至不惧怕挑战自己。它坚信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理性和科学可以战胜一切，唯一需要的只是时间。

这就是在德国经常听到和看到的：科学家在解释所有的问题时，无一不带着强烈的信心， 无一不直言不违。无论什么话题，拿事实来说话。包括作为事实基础的各种研究数据，哪来的、谁做的、采集条件、采集方法无一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德国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英国政府的新冠应对政策比较鲁莽，不给自己留余地。但他们对英国科学界和科学家却推崇备至，甚至言必称英国。作为德国自己的政府科学顾问德罗斯滕教授更是直接表示：德国的数据研究没什么值得看的；而英国在流行病学数据收集的广度、深度和可靠性方面，以及结论的严谨性方面，都让他极为钦佩。

根据笔者疫情期间对站在媒体舞台上的科学家，还有平时对一些与之长期共事的专业精英们的观察，发现这些人不仅仅是能够始终基于事实进行理性思考的人，同时还是一群具有清晰表达能力的人。他们对提问者、对问题和对各种细节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能力。另外，他们大都极具耐心，生怕提问者带着问题离开。有时候，他们还会针对你的问题，帮你想出其它的问题；有时会暗暗加点小测试，看你是不是真弄明白了。他们是些以普通人面目生活在普通环境，为普通人易于接近和理解的启蒙者。他们自己同样也是在启蒙教育环境下，被成功启蒙的启蒙者。

启蒙者肩负着让理性和科学继续生存下去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