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提到过，作为一个群体的绝对专家或者100个教授在强烈地影响着德国社会。我们自然想从中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和怎么来的。

毫无疑问，这些人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或者从土里长出来的，或者自己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山洞里修炼出来的。他们全部是从一个公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系统里培养训练出来的。甚至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些顶尖人物超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在他们身上，更是把这个教育系统的精髓反映到了极至。了解这些人自然离不开了解培育训练他们的教育系统。

当然，教育和教育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完整地介绍既不可能，也不是本文的目的。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与本行业里的一些可以被称之为绝对专家的人有过长时间和较深入的接触。耳闻目睹，再加上有意无意进行过一些专业话题之外的交流，自然会有一些感触。另外，笔者的孩子在德国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这也是笔者可以有一些心得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这里只选一个笔者认为非常特别，但又对真正影响社会有重要作用的东西。

德国的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在鼓励资助人材发展的同时，极其注重孩子们的社会性人格发育。毫无疑问，顶尖人材们的智商相对比较高。德国科学家通过统计分析，将智商超过135定义为高智商，其比例为人口的2%。这个数据可以在联邦德国教育和研究部有关高智商儿童培养的报告中查到。近年来，德国为了鼓励有潜力的儿童在自然和工程科学方面的兴趣，通过学校、社会或私人机构开办了一些所谓的高智商兴趣班。入班条件一般是学校老师推荐外加智商测试。普通的智商测试一般在儿童医生或心理医生那里就可以做。高级一点的由大学或者专门的智商研究所出题并分析结果。

但是，据笔者观察，德国家庭对把自己孩子送进这种所谓高智班极为谨慎。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个学校由该校校长主持的高智班介绍会。 二、三十个家长与校长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从头到尾基本就是一个话题：如何避免高智班的孩子脱离他们的同龄群体。

据校长介绍，这个高智班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学习普通课堂内容。校长保证，剩下的一半时间绝对不会用来学习超前知识，而主要是做所谓的项目。就是从课本中选出一些内容做实践，比如自己查找资料，学校组织一些参观实习，然后通过写论文和作演讲的形式发现培养学生对某些科目的兴趣，感受一下从提出问题到得出结果的全过程。校长一再保证，高智班将保留一定的时间与普通班一起上课，尤其是体育之类的课程。同时，还会专门安排共同的课外活动时间。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德国家长在介绍会上都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家里生出个高智商孩子给很多父母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缺少挑战的环境，让很多小孩言行怪异，甚至到处惹事生非。甚至有家长认为，有一个高智商的孩子是一种不幸，因为孩子不是一个正常人。比如，有些多子女家庭，父母一直在用与孩子交流的方式跟子女说话，结果里面突然冒出一个，回应的方式却是孩子不像孩子、大人不像大人，弄得父母很不自在。另一方面，这种有针对性地教育固然给孩子带来了一些智力上的满足，但有可能更进一步让他们脱离正常环境，加大他们与普通孩子之间的差别。问题的核心是，脱离这个由98%普通人组成的社会真的很好吗？从最后结果看，真正决定进入这个班的德国家庭并不多。而且，不少孩子自己也不喜欢这种独特的环境，有些直接中途离开，转身进入同年级的普通班。据笔者对几个高智班的历年观察，虽然中途不断补人，但到结束时，能留下三分之二的孩子就算不错了。

这是笔者在德国观察到的极为独特的现象。能力出众的人极少有人愿意显得与众不同，大多安安静静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舆论中心基本都是政治人物，或者影视体育明星。不到有事需要，很少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抛头露面。即便是由于偶然事件不得不露面，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几位，接受采访，除了一两句有关专业的，大多数谈论的是自己普通人的生活：怎么管理自己的花园，自己的狗是什么样，有什么爱好，等等。没人去谈论自己所谓的成功之路，更没人想着去给别人当人生导师。无论是教育系统、社会舆论、还是本人，都生怕让大众觉得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人们更愿意将他们的成功看作只是专业上的成功，而不会将其延伸到其它方面。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讲，德国是一个崇尚教育、崇尚科学的国家。教育和科学的目的是让人掌握理性。也就是能够掌握以事实为基础，用理性的逻辑推导来得出结论。但是，理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大众所轻易掌握的东西。人的社会性会让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思考，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交给自己喜欢的人、信任的人或者能力强的人。一旦有人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高处，自然会有一批人围过来。而天生能力出众的人是最有可能站到高处去的。理性和科学必须极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从现实角度讲，尽管让人难以接受，但事实是，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由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决定和控制的。那些天生能力出众的人最有可能出现在这个百分之几里面。这些人与普通人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具有极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就是发现事物本质的能力。就像牛顿的几大定律一下子就能把大多数力学现象全都解释清楚。德国的学校考试同样有对这种能力的测试。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每一句小孩都能读懂，但其中只有一两句话对回答问题有用。有些小孩一下子就能看出答案，但很多小孩不是读不完，就是被整篇文章的无头绪绕糊涂了。这种抽象思维能力带来的无疑是效率。具有这种能力也确实是探索或管理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所必须的。

但是，教育心理学同样告诉我们：在针对这些高智商儿童的教育中，要特别提防他们钻牛角尖。就是要特别提防他们极度自信而带来的偏执：宁可让世界化成灰，也要搞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证明自己的正确。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所有由人发明的定理定律都存在一些不太讲道理的约定。能力出众的人极容易发现这些漏洞和不讲道理。现在的问题是：是去接受这些漏洞和不讲道理，想办法让在其基础上建立和积累起来的，虽然不太完美但仍然可以运转的，同时也还可以改进的世界继续运转下去；还是一往无前地去填补自己看到的漏洞，甚至不惜一切推倒重来。这种不管不顾地钻牛角尖如果只是个人行为，对单个德国家庭来讲可能是个悲剧。但是，假如他们站到了决定98%普通人命运的位置上，其结果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这就是笔者在和一些德国人讨论时很多人提到的，对“不可琢磨”的恐惧。

sozial这个德语词可以说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无时不刻地存在。asozial，也就是sozial的反意词，是德国小孩骂人的口头禅。sozial对孩子来讲就是合群、不损害别人和群体。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在一个社会里互不伤害地共同生活。即使有人能力出众，这种出众也要是在普通人环境里，能被普通人理解的，并被普通人需要的出众。

有个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例子。2020年下半年，德国社会有一股强烈的声音攻击作为政府病毒学顾问的德罗斯腾教授。说他为了控制疫情优先把学校托幼设施关了，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很大问题。德罗斯腾教授感得很委屈。他一再声明他非常明白孩子回家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自己同样并不赞同优先把孩子赶回家，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同时，他说自己同样有个小孩，同样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和照看小孩的矛盾。设想一下，假如以教授这种天资一直被惯着捧着，进入社会后再以某种无后顾之忧的形式发挥自己的特长。到这个时候，不知道他说话做事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用一种真实和理解与普通人进行沟通。

纵观整个疫情期间德国科学家、政治家有关防疫措施的讨论，无一不是针对普通人接地气的讨论。最后所形成的措施，基本上总是一个大方向加无数个例外。就像关闭学校这种措施，实际上学校一直开着。只要申请得到批准，孩子还是可以送进学校，也有老师给上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再强的理论、再强的实践也需要由普通人来执行，同时在普通人身上体现结果。普通人就是整天只为柴米油盐操心，就是有无数琐碎的困难，就是稀里糊涂、丢三落四。不管用什么方法，98%的人就是变不成那个2%。

但反过来说，如果能力出众的顶尖人物能以普通人的思维和行为出现，使普通人比较容易地找到相互间的共同点，这就有可能使相互间产生理解的可能性加大。理解是产生影响的最好基础。笔者以后会提到，要想用理性和科学影响并改造社会，让普通人易于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