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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随笔:艰难的理性(七 ‧ 完)

如果说,理性和科学揭示了事物的真实本质;启蒙教育降低了大众接受真实的难度;以自然和人为导向的价值观填补了理性与人性之间的鸿沟,那么是不是说:接受启蒙教育和实践后的每个人都会变得勇于面对问题、积极追求真实、坚持理性思考和行动?如果这个问题太复杂,那就换一种问法:是不是只要有个好老师,人人都能看得懂相对论,人人都能用相对论来解决物理问题。这显然是在说梦话。

不管进行什么样的启蒙教育,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理性和科学。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和接受理性和科学的思想。

同样来到疫情期间的德国。自2020年年底,德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让我们来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

德国科学家认为,德国要想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所有人不加防范地被感染一遍,然后在承受大量死亡后脱离疫情;另一条是全民接种疫苗,在此基础上所有人被感染一遍,最后以较低的死亡率脱离疫情。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民众而言,科学已经把要走的路指得非常明确。现在到了考验理性和科学启蒙教育效果的时候了。

德国政府自然没什么说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始终把提高疫苗接种率当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阿斯利康疫苗仍然备受非议的时候,从总统、总理到各部部长挽起袖子带头接种阿斯利康。措施行动无不是以疫苗为中心。但是,德国民众呢?这里面可就复杂了。

德国在经历了2020年上半年一系列有关新冠的启蒙教育后,在当年的八、九月份公布过一项有关德国成年大众针对疫情认识的民意调查统计结果。大约60%左右的民众表示基本明白了疫情是怎么回事, 明白了疫情对社会尤其是对医疗系统的危害,愿意配合政府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尽管当时疫苗还没出来,但这60%的人表示,如果疫苗通过了正规的审批程序,他们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显然,这60%的人愿意并能够接受理性和科学,同时有能力自觉按照接受到的启蒙知识采取行动。可不幸的是,也正是这60%给德国社会带来了过早的乐观。因为按照当时的新冠病毒传播率,只要有60%到70%的接种免疫和通过感染所带来的自然免疫,就足够完成所谓的群体免疫。 战胜疫情可以说指日可待。

这60%的人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启蒙教育的成功。2021年上半年,无数的人为了早日打上疫苗而绞尽脑汁。预约热线电话永远打不通,网上预约永远只有一行红字:对不起,预约时间已满。比如,笔者所在的地方,每周星期五中午十二点网上发放一批下个星期的接种预约。笔者试了三个星期,每次都在十二点零几秒的时候,所有的预约就全没了。有怀疑说,有人用计算机程序做鬼。笔者得到预约已经是快到这波接种浪潮的后期,也就是德国政府允许多种社会医疗力量参与接种的时候了。

但是,到了当年的九、十月份,德国的接种率真的就在60%那里徘徊。接下来,无论怎么呼吁,基本上就不再往前移动。不幸的是,这是在病毒已经完成变异的情况下发生的。60%远远对付不了德尔塔,更不要说最新的欧米克龙。更为不幸的是,竟然还有百万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接种。启蒙也在完成了最容易的那部分工作后陷入了困境。

真正的难题来了。德国的疫苗接种原则是自愿。接种率不够所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那么,剩下的40%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跟那60%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德国政府怎么来做这40%的人的工作?

首先,自2020年八、九月份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媒体、科学家和各级政府口中一直有个4%。针对新冠的各种奇谈怪论基本都来自这个4%。比如什么根本没有新冠疫情,新冠是政府搞独裁的借口;什么新冠是科学家和医药公司合伙骗钱的阴谋;还有新冠是比尔‧盖茨搞出来的,他想通过疫苗给每个人种上一个控制芯片;或者,新冠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任何反抗只会加重上帝的惩罚,如此等等。可以这么说,任何想得到想不到的奇特说法都可以在这4%里找到。各地的抗议、游行、示威、暴力活动基本都是这4%干的,或者由他们组织干的。

对这4%做任何解释工作都是无效的。他们同样是一批顽强,有着无比韧性,甚至不惜用生命进行反抗的斗士。越对他们解释,越对他们压制,他们就越兴奋,反抗的劲头就越大。对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只要不触犯法律就随他们去。

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几,政府和科学界认为,跟他们还是有可能说得上话,并且一定要全力争取。不然,他们当中有人很可能会变成那个4%的同盟者。但是,这些人的情况相当复杂。

有些人并不拒绝疫苗,但就是懒得动,或者总是想不起来。针对这些人,政府特别了设立移动接种点,比如球场门口,或者商场超市里开设接种点。有的还提供免费车接车送,甚至直接进家门。

还有相当大一部份人具有移民背景。他们是人在德国心在故乡。加上不少人还存在语言障碍,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德国人整天在忙啥。针对新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治大病偏方,谁搞得清德国人的针管里是啥。针对这些人,社区领袖或宗教领袖是开展工作的重点。

另外,有相当多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民众,他们平时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政治、经济、文化、时事与他们无关,从来不听、不看、不想。平时活动的中心内容是球赛、歌星演唱、蹦迪、 酒吧、聚会。对新冠各种应对措施发起挑衅或闹事的,也有很多是这些人。他们倒没有什么大的目的,就是觉得刺激和高兴。他们也是最容易滑向4%里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最爱去的地方也最容易被各种限制措施盯上。针对他们,各地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请歌星球星做广告,加大在娱乐节目中的宣传力度。有些地方还给予一定的物资刺激,比如,优先购买足球赛门票、各种购物劵等等。这里面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比如,德国图林根烤香肠很有名,有一个城市举办打一针疫苗送一根烤香肠活动。结果有人为了再吃一根肉肠,坚决要求马上再来一针。

当然,这百分之三十几的人里面也不乏理性或者另类理性的拒绝者。比如,有人认为自己很小心,既不会被感染,也不会去感染别人,没必要接种疫苗;或者认为,科学已经表明了高危人群,自己又不属于这个人群,接种疫苗产生的伤害有可能高于被感染。针对疫苗,有人认为,所有的疫苗都太新,不成熟,看看再说;还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身体能否接受疫苗没把握;更有人表示,自己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死于自然,新冠来自自然,没必要对它做什么,如此等等。电视里曾报道过对一个拒绝打疫苗的老太太的采访。老太太在发表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后,记者说:尽管如此,你被感染后还是会用到公共医疗系统。老太太气愤地回答:是你们要来救我,不是我要你们来的。

对于这些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办法。政府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性行为。但这是一种现实的理性:要死人了,医院要垮了,经济要完蛋了。但政府所面对的社会却不仅仅存在着现实的理性,里面还有非现实的理性,甚至超现实的理性。不同的理性相遇尽管没办法说服对方,但双方都没法否认对方有自己的道理。无条件强迫对方放弃自己,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来讲可能也未必可取。在什么样的资源条件下,能做出什么样的相互容忍,这无疑是对一个社会的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即便是处在同样的现实理性位置,政府和科学家也并不能拿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里面的一切。甚至政府和科学界在对问题进行解释时,也存在不少矛盾之处。

比如,德国有一个由十来位科学家组成的疫苗常设委员会STIKO。它专门负责向社会建议是否接种疫苗,接种什么疫苗,以及接种适用条件。到目前为止,STIKO始终拒绝向5至12岁儿童推荐注射疫苗,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科学统计数据。但政府面对德尔塔、欧米克龙的压力,不断在强力推荐。理由是欧盟批准了,而且以色列,丹麦等国家都打了也没事。这就是德国社会。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表看法,每个人都被鼓励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产生自己的看法、产生自己的判断是生活在德国社会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里没有明确目标让人去附和。如果一个人缺少长期启蒙教育,在这种环境里确实不太容易找到方向感。

德国的疫苗接种率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艰难地向上攀升。目前完成全部接种的比率大约是75%。但是,各联邦州的接种率差异很大。高的超过90%,低也就60%多一点。西德地区明显高于原东德地区。德国政府目前有意推动一部针对疫苗接种的强制性法律。因为在大流行背景下,全凭自觉还是有些问题。但是,这肯定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德国基本法有保护个人身体的条款。简单说来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强制接种明显违反了这条法律。另外,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接种疫苗。如何界定接种法的使用条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政府有意推动,但能不能成还很难说。德国总统已经发出了希望全民参与讨论的呼吁。

总的来说,德国的防疫重点始终没变。始终是全力保护医疗系统,尤其是重症医疗系统。这或许是能够得到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唯一行动理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力争提高疫苗接种率,二是利用遍布大街小巷的快速抗原检测点的免费快速检测,力争尽早发现感染源。被感染的人自己回家隔离,中间自己向卫生局报告症状,无症状到点自己出来。接种过疫苗的隔离时间短一点,算病假;能接种而没接种疫苗的隔离时间长点,不算病假。在此基础上,根据感染指数,尤其是重症床位占用指数,利用几个G的组合来调节控制,以期达到平缓感染速度的目的。

这里的所谓G,是三个德语动词被动语态的头一个字母。就是:被完整接种过两针疫苗的、被感染28天后自然免疫的,以及被快速抗原测试证明呈阴性的。如果情况不严重,拥有3G中的任何一个G基本上就可以去任何室内场所。如果整个社会感染率变高,那么只允许拥有头2个G的人进入除超市等日常生活保障外的室内场所。由于欧米克龙的出现,有些州目前对餐馆这个高感染发生地采取了更为严格的2G+政策。就是说,拥有头两个G的人还必须出示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证明。通过不同G策略的实施,一方面试图给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们感觉到没有接种而带来的行动不便。另一方面,对那些获得接种及自然免疫力的人来说,行动限制基本上被解除了。它使得每个接种人都能切实感受到接种疫苗带来的好处,同时又能亲身感受到全社会努力的真实目标。

作为本系列的结束篇,笔者想在这里陈述一个不幸的事实: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理性和科学启蒙进行得也是如此的艰难。我们的大自然太复杂,作为大自然组成部份的人类也太复杂。旧的东西还没弄明白,新的东西就不断涌现。科学探索的速度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更令人沮丧的是,人类经常自然不自然地将艰难取得的启蒙教育成果自动清零。新生婴儿继承不了父母的任何启蒙成果;人类的健忘又把好不容易得到的经验教训扔到了一边。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正是因为自然界的新和快、人类的反复无常才造就了我们这个时时充满活力,刻刻五彩斑斓的缤纷世界。也正是这个充满无限活力、五彩斑斓的世界为伟大的启蒙事业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笔者在德国深切体会到,启蒙不仅仅是几本书,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昨日的辉煌。启蒙,更像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它是一场永无止境地拉着人类往前走的一场抗争。虽然走得极为艰难,但是,它让人类的发展在经过几千年的原地打转,或者掉过头来往回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可能性。而像德罗斯腾教授这样的一大批启蒙者不过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等等伟大先行者的成功继承人。启蒙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永远的进行时。

最为重要的是:启蒙者必须比那个4%更坚强、更有战斗力、更有韧性。只有这样,那个4%才有可能是永远的4%。不应忘记的是,当年的理性和科学就属于那种4%,甚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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