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和科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理性和科学能力的局限，以及不加控制会给环境和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必须要把这种意识同样变成启蒙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然而，启蒙的对象是大众，是所有的人。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具备哲学家或者科学家那种深刻的思想能力，以及对每件事务都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启蒙者需要将这种思想意识转换成一种简单的信条，以便人人都能感受到，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能自觉自愿地将其应用在日常行动中。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性的世界里没有神，不可能像宗教信徒那样，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神挂在嘴边，以便时刻不忘地体现神的意志。但是，理性世界同样需要一个能让每个人时刻挂在嘴边的信条，以便人们在思考与行事的同时，不忘理性和科学的核心价值。启蒙者需要对这样的信条不断进行探索、研究和思考；被启蒙者需要对这样的信条不断进行学习、训练和实践。

这里讲两个针对大众启蒙的基本信条：一个是爱，一个是同情心。尽管这两个词确实有泛滥成灾的架势。但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极为重视这两个信条。它们不仅大量体现在文学、电影、电视作品里，同样还贯穿在每一个启蒙教育实践活动中。这是理性和科学启蒙在与神秘和非理性争夺追随者中必不可少的旗帜。

对很多人来说，现在可能是一个工业化大量批发爱与同情心的时代，即所谓人工鸡精的时代。味道凑合，但作用短暂，需要不停地增加浓度。启蒙要的不是这个。就像在一切事情上坚持不懈地对真实和理性的追求一样，启蒙需要的同样是真的爱，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经过启蒙教育后，一个变成了理性的人，一个能看到事物本质的人也能体会到的一种爱，一种同情心。鸡汤里要有一只真正的鸡。这只鸡是探索、研究、思考和总结出来的，不是随手抓一个像鸡一样的东西，只要扔进锅里，煮出来的就叫鸡汤。这里的意思是说，爱与同情不仅仅是为了激起短暂的不可控制的情绪，更要基于真实、基于细节、基于完整、基于逻揖，还要有人性化和艺术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对爱、对同情也能产生真正心理上的长久共鸣。

这里不做更多哲学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探讨，只想举两个在德国经历过的启蒙教育事例。

一个是德罗斯腾教授的。笔者曾经介绍过，作为德国政府首席病毒学顾问，教授自疫情开始，一直通过播客向听众启蒙新冠病毒和疫情防护知识。这个播客影响极广，收听人次上亿， 为德语国家民众理智地应对疫情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科学家，德罗斯腾教授对科学事实毫无保留地直言不讳。尤其在涉及死亡率、死亡人口分布、防疫措施的经济性与死亡率之间的平衡等等敏感问题上，更是赤裸裸毫不隐瞒。然而，在讲解过程中，教授还谈到了他的父亲：一个年近八十的退休老人，整天与朋友在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德国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当时疫情刚刚开始，德国还只有很少的几个病例。教授说， 他感到深深的焦虑；特别害怕疫情过后，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那帮好朋友会都不在了。

教授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更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焦虑。他说：他经常给父亲打电话，让他父亲，并让他父亲转告他的朋友们，要多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包括收听他自己的播客；他说他会随时在播客里告诉大家疫情的最新进展。老人自然满口答应。过了一段时间再打电话，教授问他父亲怎么样了。老人兴高采烈地告诉教授：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我跟所有的朋友都说了，他们都说教授真了不起，天天上电视，有时还站在默克尔总理的边上，老德罗斯腾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还有几个朋友说要加你的播客。然后就没了。

没有人知道教授和他父亲之间到底谈了什么。但听众能从内心里感受到教授对他父亲那种真切地担心和爱。因为，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轻松地重现这一幕。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无需证明的真实。正因为如此，听众也更能体会教授为什么会在播客里反复強调要关爱老人，不要只是简单地告诉老人要注意、别出门，而是要具体帮助老人详细地分析、安排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日常活动。

这是一种真正的启蒙，是一种基于被启蒙者自身认同的启蒙。被启蒙者明确知道了是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同时，他们还明白了其中高尚而又真实的意义。

唤醒被启蒙者自身的理性，在理性的基础上产生爱与同情的情感。这是一个需要启蒙者为被启蒙者开发的一个心理变化过程。它也是启蒙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再来一段笔者自己的亲身经历。

多年前也是冬天的时候，笔者因为感冒，引发高烧三天不退。经检查，发现肺部有炎症，随即被送进了一家大学医院。治疗不到两天，体温就往下降了一点。主治医生这时就有点不大满意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疑难杂症。然后就开始抱怨：医院根本就不该接收笔者进来，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治疗床位。然后就想着把笔者赶回家。笔者跟医生说：还发着烧呢，回去后要是再复发可就不好了。医生想想，可能觉得把治了一半的病人赶走确实也不大好，就决定把笔者留下来，但给换进了一间双人临时病房。

德国大学医院的一般病房估计跟国内大学附属医院里的差不多，床边堆着各种仪器。每天上午，一个教授带着几个年轻医生挨个病床走一遍，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的医生护士。有的时候还会被一大群学生围着，躺在那儿当教具。

这个临时病房有点特殊，除了墙上的呼叫按钮，什么都没有。当然进门处有个盥洗间，还有两个嵌在墙里面的衣柜。住在里面的人属于大病已经痊愈，但因为某种原因还需要临时回来一下的。我遇到的都是上午来下午走，或者睡一晚上第二天再走。整个病房里人来人往，就我一个一直躺在那儿。

因为还在发烧，在病房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有时会看看电视。病床上有一个很小，就是有些飞机上用的那种放在手边的折叠平板电视。精神好点的时候，就找旁边的人聊聊天。同房间的人也觉得很新奇：这里竟然还躺着一个能交谈的老外。比如，有一个高高胖胖的病人，做过肺移植手术，带个大口罩，站在我的床前手舞足蹈地讲：他是来拿药的；因为器官移植要对免疫系统进行抑制，他现在发烧三十九度毫无感觉。还说：他体温比我高，感觉比我好。然后就开始问：中国女人怎么样？接着就愤愤不平地抱怨，德国女人实在是太糟糕了；乌克兰好，乌克兰女人好，又漂亮、又有女人味，比德国女人好一千倍。到了晚上，他的乌克兰妻子带着女儿来接他回家。他说的确实没错，他的妻子文文静静的，长得很漂亮。

大多数进来的人有说有笑，嘻嘻哈哈。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比较特别，进来后就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缩在床上。尝试了几次，慢慢让他打开了话匣。他原来是一家著名跑车公司的油漆工，因为肺癌做了肺移植手术。他讲了他生病前和生病后的生活。生病前，开着公司的跑车跟朋友到处玩，兜风看球赛，住着贷款买来的大房子，一到周末就是大Party；生病后，开着一辆便宜的二手车，跟妻子和女儿挤在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楼里，朋友之间很少来往，生活完全靠妻子、保险加救济。他很年轻，他妻子也很年轻，女儿才几岁。他想起未来就感到害怕。唯一能让他继续说下去的只有过去：过去无限热爱的工作，过去无限热爱的工友、朋友，还有就是倒背如流的各种跑车车型和性能。这是一场充满忧伤的交谈。

跟这位病人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的医生。一个个子不高戴着棕色眼镜的年轻人。进进出出，跑前跑后。有的时候刚出去，过几分钟又跑了回来，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在这个病房里，这种情况非常特殊。这里通常是病人进来时医生出现一次，出去时再出现一次。而像我，每天除了护士定时来换输液瓶、送药片、量体温，偶尔抽点血，根本见不到医生。所以，谈话间问了一句：怎么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吗？这个年轻人说：这个病人是他博士论文的内容；明天要在这里现场考试，现在很紧张，在做最后的准备。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病房的门“呯”地一声被撞开，把我们俩吓了一跳。随后从外边径直冲进来三个身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全是秃头。后面跟着那个像是长在巨兽身上的小尾巴一样的博士生。

三个大汉冲到病房中间停住了：怎么躺着两个人？领头的大汉问：是哪个？小尾巴赶紧跑过来指着墙说：是那个。大汉想了想，走到我的床前问：你怎么了，怎么也躺在这儿？我告诉他：我的炎症还没好，在这儿已经躺了几天了。大汉转过身对着小尾巴说：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一位病人的病情。小尾巴立马紧张起来，随口说道：我把他，也就是笔者，转到别的房间里去。大汉皱着眉头问：现在能找到空房间吗？小尾巴回答说：不知道， 要不把他推到走廊上去，让他在门外等一儿？听到小尾巴这么说，我赶紧声明：我跟那位病人已经有过交谈，知道他的大概情况；我不是学医的，对你们医学的东西完全不懂，你们谈话时大可不必担心。那个领头大汉听完后问：你是学啥的？在听完我对专业和工作内容的简单描述后，大汉笑起来了：你说的我也不懂，那就这样吧。

三个大汉转身走到那张病床前，做完简短地问候后，就站在床边开始了考试。

考试问了大概五、六个问题。 确实，不仅答案听不懂，就连问的问题也听不懂。唯一有印象的是那个小博士生的白大褂里套着笔挺的西装，还有锃亮的棕色皮鞋。整个考试期间一直仰着个脖子，直楞楞地站在那里像是背书一样地回答问题。不过背的确实很流利。

高潮在最后，因为我竟然听懂了最后一个问题。领头的大汉问：这种病对病人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小尾巴自然是背了一套听不懂的医学回答。大汉说：我问的不是这个。小尾巴又换了一套听不懂的医学回答。大汉再次重复一遍：我问的不是这个。小尾巴立马呆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儿，边上另一个大汉估计不耐烦了，冲着小尾巴来了句：是生活质量。领头大汉扬了扬手里的纸重复道：是生活质量的降低。然后，三个光头大汉又像恐龙一样，轰隆轰隆地开出了门。后面跟着那个神情紧张的小尾巴。

真正的启蒙者需要让被启蒙者时刻牢记，大家所做的全部努力最终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