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的启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启蒙降低了难度。比如在德国，能够自觉进行理性化思考和理性化行事的人占有绝大多数。这为整个社会长期平稳有序地进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但是，在人们享受启蒙教育带来的益处之后，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最终要用理性达到什么目的。神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天堂，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到处流着奶和蜜。理性和科学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知道世界里的一切，然后按照逻辑一步一步漫无目的地走吗？按照纯肤浅的理解，理性世界更像是一个无始无终的世界。它没有超凡脱俗、没有天堂、没有极乐世界，里面充满了苦行僧。每一个苦行僧劳苦一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真是值得人类期待的世界吗？这样的世界真的比有神的世界更美好吗？难道将来真的会有一天像电影里那样，人类必须奋起反抗机器统治的未来世界？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理性和科学时，一直没有说明，谁是理性和科学的载体？理性和科学的载体肯定不是无比正确、从不犯错的神，因为这个世界里没有神的位置。结果，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是科学家的理性和科学家的科学吗？或者说，是人的理性和人的科学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新冠疫情之初，德国社会纷纷意识到，要控制疫情必须减少聚集，减少接触。但从什么地方下手，社会上众说纷纭。作为德国政府病毒学顾问的德罗斯腾教授公开发表意见说：他不喜欢足球，对足球没感情，应该先把足球场关了，学校应该最后考虑。原话是：“一个社会可以没有足球场，但不能没有学校。” 德国社会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有一个喜欢学校胜过喜欢足球的首席顾问。但是，假如德国有一个既喜欢学校又喜欢足球的首席顾问，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其它什么地方先倒霉。当时就有人提出：足球赛在室外，如果控制好观众人数和采取好防范措施，未必会比所有人都关在室内的学校更危险。真正的理性和科学应该是拿事实来说话，通过科学的数据证明哪里最危险。但是，科学家能始终做到吗？人类能始终做到吗？人类能始终做到不会滥用理性和科学吗？

这些都是没办法简单回答的问题。笔者同样也没办法证明，德国社会是否已经为这些问题给出了什么具体答案。但有一点，人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感受到某种共识的存在。这个共识可能可以这样表述：理性和科学只能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施加影响，不能直接控制社会，更不能直接控制人。说得再直接一点：德国作为一个世俗社会，它的社会结构和运转不仅仅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控制，它同样也不受理性和科学的束缚。德国确实是在大量地利用理性和科学的成果。但是，从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角度看，这种利用与需要时也会利用宗教的成果一模一样。这是一个对各种思想同时敞开大门的多样性社会。

目前，理性和科学能够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益处明显多于任何其它的思想学说，施加的影响也明显强于任何其它的思想学说。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人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理性和科学的社会。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人类就是人类，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人类可以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生活，人类也可以依靠神和各种神秘力量生活，人类也可以各取一部份生活。当然，人类生活还需要环境，需要一个能让人类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的环境。除非环境出了问题，除非人类的生活出了问题，而这类问题又只能用理性和科学来解决，这个时候才会把它们叫过来。除此之外，它们自己去做自己的研究，或者给大家当启蒙老师，告诉大家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理性和科学。但无论如何，它们必须呆在场外。与宗教一样，绝对不允许系统性地强制整个社会或整个人类必须变得理性，必须变得科学。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联邦议会伦理委员会在其立场申明中明确指出：严禁科学家为社会做政治决定；任何社会政治决定都必须由经过授权的民选政府来决定；科学家只能提供数据和建议，并对公众进行科学启蒙，决不能越界。在媒体上，德国科学家会经常就各种政策措施从科学角度发表评论。但是，一旦被问道是否应该实施某项措施时，科学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政治家们决定的事情。泾渭极其分明。

如果单从现象看，这种应对方式肯定会带来某种混乱。实际上，混乱也确实发生了。无数的科学家、理性人士对2020年下半年的混乱感到痛心疾首。比如，默克尔总理气鼓鼓地坐在议会大厅里，翻着白眼对各联邦州实施的所谓限制措施冷嘲热讽；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Institut）所长洛塔‧维勒教授（Lothar H Wieler）为了呼吁人们遵守规定，在电视发布会上说着说着都要哭了。这时候如果有人问：应该采取强制措施吗？好像是应该，因为可以制止混乱，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进一步问：能够采取强制措施吗？对德国好像很难，因为没有哪个人能算清应该牺牲掉什么和付出什么代价，以换取制止混乱和挽救因新冠而带来的那一部分生命损失。

新冠疫情不是一个可以单独隔离出来的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是一台庞大复杂的精密机器，突然每个零件都在咔咔乱响。没办法让这台机器彻底停下来检修，没办法准确知道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造的和怎么转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德国政治决策者敢对科学家说：管它呢，拎上你的大锤子，先修起来再说。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德国的防疫措施总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一小块总是有无数的保护措施。就像餐馆、酒吧这些经济的边缘部分，关是关了，但政府提供了上一年度营业额的70%作为补助，再加上各自的外卖部分，基本保证了餐饮业和从业人员的生存。但是，餐饮业同时还提供着大量的临时就业岗位，尤其是打工的学生。政府又不得不为学生提供直接的资助。这也正是像德国这样的社会最为矛盾的地方。无论科学家还是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德国各级政府管理的是一个根本无法通过科学计算或逻辑推理就能搞得清楚的社会。虽然大家都知道一些科学方法能够改善目前的状况，但没人知道，最后的实施效果和代价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上下已经完全束手无策，或者干脆躺倒不管。德国政府在科学界的帮助下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在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专家协助下，每一个单位机构、每一个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最为有利”这一原则行动。无需为谁牺牲，无需为谁奉献，无需轰轰烈烈，无需鸡飞狗跳，只需要用理性选择对自己的最好应对方法就行了。最后，通过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个体理性行为，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没办法统一的行动。对每一个社会组成最好的方法，必然是对整个社会最好的方法。德国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应对新冠的科学原则已经相对明确；德国有大量像家庭医生这种专业人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德国民众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事实上，这也正是德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总原则。其它措施更多属于辅助性质的，用在形势有可能失控的情况。

这有点像一个人走进了一个不熟悉，但又到处堆满瓷器的茶具店。虽然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哪里，但生怕在走过去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某个不该碰的小杯小碟，让装满瓷器的整个架子倒下来。显然，要是那件想要的瓷器能够自己走过来，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了。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最好。

这是另一个维度上的有所作为。如果仔细观察疫情期间德国的政治和科学舞台，可以说，没有一刻是平静的。无数的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讨论争辩，时不时发布一条最新研究成果或最新统计数据，随之而来就是各种措施规定的变化。笔者的工作单位自疫情开始就鼓励员工尽可能在家上班。但是，人虽在家，工作单位基本是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召开一次线上疫情通报会。医药卫生部门、业务部门、人事部门等等，挨个介绍疫情的最新进展和影响、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回答员工们的提问。而与笔者有联系的学校、音乐俱乐部、体育俱乐部也在不停地发来有关防疫措施调整的通知和各自的注意事项。能够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在忙碌。但是，这又是一种考虑周全，极为小心谨慎的忙碌。在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畏惧。这是在对理性和科学本身能力局限的深刻认识下，尤其是对人在掌握理性和科学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局限与不稳定的深刻认识下，将这种认识通过启蒙教育传递给整个社会后而产生的畏惧。这也是理性和科学启蒙的另一个成功：一种对自我的理性。它表现在一种需要时时刻刻的小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没有理性和科学，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经常会束手无措。但只有理性和科学，很有可能，我们会把今天的世界变成一个单调荒芜的世界。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人类目前的能力极为有限。人类还没有获得把方方面面都搞得很好的能力，因为方方面面之间总是存在着无数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人类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在对矛盾的各方做取舍时，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所以，先保护好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保护好我们人类自身的多样性，先保护好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尽量避免对它们的人为干扰和破坏。同时，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和积累，依靠大量的时间，期待有朝一日能更深刻更精确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想象一下，今天会有谁期待，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现在的理性和科学？但至少，今天不会有人期待：还不到那个时候，某个外星文明通过在废墟和荒漠里发掘考古，想象出了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多么五彩斑斓。

这也是现代启蒙不断传递的核心价值：为了自然，为了人，为了人的思想。这种价值观非常强烈地反映在了今天的德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