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欧盟主席的建议，欧盟27个成员国今天同时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疫苗注射运动。依照自愿和免费的原则，各国按照各自排定的优先级，开始为老年人或医护人员注射。德国萨安州昨天就开始抢跑，已经为一个小镇养老院的一位101岁老太太打下了号称全德国第一针。由此可见德国社会各界早已按捺不住的急迫心情。按笔者理解，德国的政策走向应该比较清楚：按三个优先级依次打完，同时保持一定的限制措施。只要在此基础上没有高死亡率，政府的责任基本也就完成了。不愿打的人不强迫，感染上就感染上，自己对自己负责。从历史数据分析，其它年龄段的感染对社会应该影响不大。今后的处理原则很可能就跟每年的流感一样，政府把疫苗准备好就行了。

 伴随着疫苗带来的希望，笔者也在这几个月以德罗斯滕教授上半年做的播客为中心，陆续翻译整理了大约50多篇有关德国疫情的随笔。当然，这些并不是教授谈话的全部内容。有些谈话也很有信息量，很有启发，也很有意思，但内容有些零散，同时穿插了大量德国国内的情况，整理成易懂的中文不太容易。还有一些针对德国自身情况的观点，未必适合于其它国家。比如，在谈到新冠病毒对肉类食品的污染时，教授认为，病毒在肉类表面会受到其它生物体的攻击，还有溶解酶，并不会长期稳定存在。这类传播和其它表面接触传播一样，不会成为主要传播手段。其中隐含的问题，更多的是肉类加工从业人员工作生活居住环境里的卫生问题。德国应对新冠有一个AHA规则，两个A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而H就是讲究卫生。但总体来说，德国的公共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条件相对较好，针对出现的问题也能不断改进。比如最近，针对德国肉类企业的大量感染事件，联邦政府出台了一项严格的法律新规定：禁止肉类加工行业使用外包服务。那些外包公司往往大量雇佣东欧廉价劳动力，其工作居住环境比较差。教授所认为的某些传染途径无需重点考虑的论点，更多是针对德国听众。在各国卫生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德罗斯滕教授下半年还在继续他的播客，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比如，过大的政治影响力；媒体在与其合作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批评精神，违反新闻原则等等，他的讲话力度明显减小。现在的播客是他与另一位法兰克福大学的病毒学家桑德拉‧奇塞克（Sandra Ciesek）轮流主讲，以科普病毒学及其研究为主。虽然里面有些内容也很有意思，但对其进行翻译整理需要大量时间。笔者从事的职业与生物医学没有一点关系，写出其中的名词都不轻松。再加上日常工作，时间经常无法得到保证。所以，专门针对德罗斯滕教授和专门针对新冠这个话题的介绍只能遗憾地到此为止。

 当然，笔者暂时还不想关掉这个博客，还想继续用它来介绍德国的情况。以笔者亲身感受：德国真是一个宝库，是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宝库。它里面蕴藏着丰厚的对自然、对人、对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同时又强烈地反映在社会现实当中，为社会思想的丰富多彩，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奠定了强大的基础。这个只有八千万人口的中等国家，创造了如此多的世界名牌，同时还有大量哲学、文学、音乐等精神产品。就像这次新冠疫情，三个世界领先的新冠疫苗有两个来自德国。mRNA疫苗的基础发明人就是德国人英格玛·霍尔（Ingmar Hoerr）。了解德国社会，了解德国人的思维行为方式，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与大家分享有时也是一种乐趣。

 最后还想再写一点德罗斯滕教授。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德罗斯滕教授为整个德国平稳走上抗疫道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非常感谢他。有一个著名音乐表演艺术家波多‧瓦特科（Bodo Wartke）专门为教授写了一首歌，称他为风浪中的岩石，航船上的导航员。这也是德罗斯滕教授被称为德国抗击新冠疫情导航员的由来。这种歌颂方式在德国极为罕见。人们可以歌颂赞美上帝，但对公众人物基本上只有冷嘲热讽。这位艺术家绝对是真心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年计划了几百场演出，三月份突然被关到了家里，整个人都蒙了。正是教授的播客让他镇静了下来，同时产生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今年10月1号，德罗斯滕教授由于其在科学和科学传播上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德国总统颁发的一级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他的播客获得了多个德国优秀科学传播大奖。其中的一个在颁奖说明中指出：他以清晰、透明和基于事实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科学知道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存在哪些不确定因素”；他还纠正了那些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论点、沟通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同时反复指出：科学需要不断探索这些局限性、还要修正确定性。在向极宽的公众面发表谈话、讨论复杂甚至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时，他是一个“独立、平静、有同情心，容易被人理解和平易近人的解释者”。

10月1日，德国总统为德罗斯滕教授颁发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图片来自柏林大学夏利特医院网站）

 作为公众人物，德罗斯滕教授同样受到攻击。有人认为他应该为儿童失学、工人失业和经济崩溃负责。还有一些狗仔小报不断纠缠骚扰他。但是，德罗斯滕教授坦然面对。他在推特中写的一句话：“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成为德国今年的名言。柏林有一个叫ZSK的朋克乐队专门以这句话为题，创作了一首关于教授的歌曲。有意思的是，教授自己还是重金属乐的吉他手，自嘲自己的音乐品味不高。

ZSK朋克乐队歌手Joshi将自己的歌曲光盘送给德罗斯滕教授（图片来自北德广播公司NDR网站）

 笔者也是在三月份突然被关在家里的时候，才开始到处寻找有关病毒、应对方法和未来前景的信息的。这完全是因为生活和工作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所迫。在大量混沌不堪的信息世界里，经人介绍知道了这个播客，然后一直听了下去。到4月底5月初播出了将近40集的时候，突然产生冲动，觉得要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不懂德语和没有机会知道的人。因为，这里面的内容与笔者之前探寻到的信息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只是鲁莽地说，我不在乎；或者说，好吧，我放下一切躲起来，这两种显然都不是最好的方法。理智的做法应该是在正确知识的基础上，为自己在害怕和坦然面对之间找到一条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与孩子一起面对灾难。我们要回答他们的提问，我们要告诉他们正确的、能够理解的知识。既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理智的负责任行为，又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是理所当然，正面、积极地引导他们理解各种问题的两难，从而激发他们面对未解难题的兴趣。孩子们将塑造我们的未来社会。

 观察突然发生的新生事务，总能看到比正常情况下多得多的东西。感谢德罗斯滕教授，在一个全新问题刚刚开始的时候，为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还有不少孩子做了一个有知识和有启发意义的引导。

绝对不是要神话德罗斯腾教授，他跟我的很多同事一样，属于能干的一类人，但也会出错，也有思维漏洞。只是，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同寻常之处：无论受到什么赞扬褒奖，还是攻击漫骂，思想和行动从来没有偏离过他们的专业、偏离过他们的信念。通俗的讲，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他们自己应有的形。就像德罗斯腾教授，受到过总统和社会的最高褒奖，又被狗仔小报搅得火冒八丈。但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自己置于科学和信念之下，说话从没有偏离过科学原则，从不会去说那些没有根据的话，从不会只说没有解释的结论。跟这种人在一起，当真正遇到问题时，人们会很放心地说：问他没错。

这里有一个值得回味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笔者感觉，他们来自一个人为塑造的社会体系。以笔者的亲身体验，这些人对自己知识体系的强大非常有信心。对待提问题的人，他们是真心想教会你，同时希望你作为一个新人以跟他们不一样的眼光对他们的知识体系发起挑战。无论输赢，都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适当的感谢他们接受，恭维奉承等于自我疏远。他们需要的是不断接受挑战的强大。他们是在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一挑战过程的东西。这是一种愿意竞争比赛的运动员心理。

欧洲发达国家深切知道，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而且由于大部分国家人种比较单一，思想极其容易趋同。这时，必须有意识地激励人的主动批评精神和主动攻击精神。批评和攻击是不是有道理远不是最重要的，有时甚至会故意纵容一些看似没道理的反抗行动，比如，新冠封城期间，法院仍然批准抗议新冠政策的游行示威。因为，这是让社会不断保持对环境的警觉和活力、维持社会进一步发展动力的唯一有效手段，甚至是致命手段。无论对内对外，这种社会不会只有一个声音，而且绝对不允许只有一个声音。作为外人，很难只用一种观点，一种现象来概括这样的社会。

以一篇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上关于德罗斯滕教授的年终人物综述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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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世界的人

 这个人有着一副“ 感性的嘴唇 ”，留着通常只有意大利人才有的“杂乱无章”的发型，在他过去的生活里，他会站在实验台旁边，或者坐在办公室里写研究申请，没有人会评价他的外貌，在推特上有不到50万的关注。然后新冠来了。

德罗斯滕教授（图片来自BR广播公司网站）

 在这11个月的时间里，400多条推特、6000多篇报刊文章是关于他的，他已经深深扎根在一种新的生活当中。生长在埃姆斯兰（Emsland）的一个农庄，现在是柏林大学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的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已经是德国重要的新冠大流行解释人。在这样的生活中，首先他必须要做的是：坚持。整个德国都在关注他，但并不仅仅是以友好的方式。每天，当德罗斯滕发出一条推特时，十分钟之内，就能轻松产生出超过500多个转推和3000多个点赞。

 在他之前，德国还没有任何科学家被如此多的人憎恨和敬仰。他收到过死亡威胁和仇恨邮件。在5月份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他形容那些把充满拼写错误的文字寄给他的人“有时侯很可怜”，或者“高度自恋、恶意和容易被人操纵”。有一张海报，将他映射成纳粹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尔医生（Josef Mengele）。

 粉丝们给这位病毒学家送上亲切的支持推特，还有印有他头像的T恤。《南德意志报》将他誉为 “时尚海报男孩”。还有一首柏林朋克乐队ZSK的歌《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歌名取自德罗斯滕的一条推特。他用这句话告诉《图片》报，他没必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个煽情小报想与他就对一项研究的指责进行交锋。在这项研究中，德罗斯滕和他的夏利特团队试图用一种方法靠近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答案：儿童是否也会传染？在决定是否重新开放学校和托儿所幼儿园的时侯，这个重要的问题。推特标签#IhabeBessereszutun（注：德语推特标签 #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在短短几天内被数百万推特用户引用。

 人们相信这位病毒学家的一切，连他是否适合做总理都会在社交网络上讨论，时尚杂志《Gala》问：“封城时，一个小儿子的父亲是怎么做的？”（译者注：教授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儿子），很快，他妻子的照片和名字就出现在互联网上。当一个以前除了专业圈子从来不为外人所知的人，突然受到整个国家的关注时，对他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很难说这种关注是否，以及如何让德罗斯滕感到恼火，以至于他使用推特跟《图片》报吵架；还是说他不得不忍受媒体的炮轰，只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或者因为这是他所获名声的伴随物，难以避免；或者因为他在完成他的使命：启蒙的使命。

 他相信这一点。这也是德罗斯滕2月份把每天一个播客的麻烦揽到自己身上的原因：“以后应该没有人会指责我说，我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警告大家，在我们国家也会死人的。”他在5月份的时候说：“还有谁应该向德国人宣讲和解释有关大流行的知识？”

 为此，这个病毒学家暂时把研究和教学换成了推特和广播。他在北德广播公司NDR所做的 《新冠动态》播客的访问量超过7000万次。很多人同意，到目前为止，德国比其它国家较少地受到新冠危机的折磨，部分原因是德国民众受到了较好的指导。

 这位教授极其自信地宣称，他是救援行动的一部分。他在5月份时说：“如果没有我们科学家对政府的宣讲，我相信，德国现在可能会多死5万到10万人。”

 最主要的是测试。在中国同事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后，他的夏利特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测试，从而为国家抢到了一个先机。因为，这个测试在2月中旬就在整个德国的实验室里投入使用，第一批爆发也由此能够被及早地发现。

 德罗斯滕欢迎对他的工作提出专业上的批评和找出错误，所以，他的对手只得将关注点转到另一个方面：他的权力。很多人认为，对一个专家来说，这样的权力太大了。随之而来的是应该为此负责：封城时儿童遭受的痛苦，即将到来的失业，经济上的崩溃。

 具有传奇色彩的是3月份的一次联邦州州长会议，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宣称，这个研究人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在关闭学校的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德罗斯滕的说法不一样。他根本没有建议学校关门，而是建议对各地区疫情发生情况作观察。他只是报告了让他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研究：大约是在西班牙流感期间，采用各种措施组合会对控制疫情有帮助，其中包括关闭学校。德罗斯滕对所谓权力过大的批评感到恼火。

 他一次又一次地谈到这点。他说：“我在政策咨询中的作用被极度夸大了。”那种认为他在默克尔总理耳边嘀嘀咕咕，然后总理就会去做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不打保密电话，他跟政治家们讲的跟在播客里说的一样。

德罗斯滕并不喜欢攻击政治新闻报道。他建议，在大流行时, 政治新闻报道要“往回退一点”。他显然对政治新闻记者在这样的大流行情况下还在捣腾政治琐事感到惊奇。

虽然此前作为惯例, 人们一般不会强硬对待研究人员，但现在，德罗斯腾显然已经失去了这种保护。针对他的声音越来越严厉，因为，他明显扮演着比较关键的停摆措施倡导者的角色。

这个病毒学家也表现出敏感易怒，攻击医学界同仁，怒斥传播 “错误学说 ”的科学家，并为他们开发了一个新的责骂类型：“把科学当作副业的科学家”。

他把自己的播客减少到两周一次，继续畅快淋漓、满怀激情地谈论受体结合域、酪氨酸残基, 还有“互相挤来挤去的厚厚的氨基酸”。

到2020年12月份，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已经学会了参与这场游戏。他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推特上发明标签，玩转发，保护自己，拉黑喷子。他只以选定的形式向公众发表讲话，偏向于那些他能确定内容的场合。比如，出席家乡城市梅本（Meppen）的活动，发表席勒演讲，但不会去伊尔纳、安妮‧威尔和兰茨的节目（译者注：Illner，Anne Will，Lanz这些都是德国带有攻击性的著名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

 在谈到德罗斯滕在德国大流行应对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时，人们实际上忘记了这个人的来历。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冠状病毒有深度了解的学者之一。2003年，他和一位同事是最早鉴别出非典SARS病毒的研究小组之一。

 德罗斯滕也是第一个在2020年初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病毒可能是由那些自己不带症状的人传播的。”这是他在1月14号说的。当时，中国有了41个确诊病例。一名之前患有严重疾病的61岁男子死于感染。当时还不知道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德罗斯滕说，在这种走向国家舞台新的生活道路上，他不得不把自己变得更坚韧一些。 这其实也是他的有利之处：“因为，我实际上并不属于会保护自己，免受个人敌视行为攻击的那种类型的人。”

 今年9月，《新冠动态》播客获得媒体大奖。德罗斯滕对此表达了喜悦心情。他说：“等整件事情结束后，我又会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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