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次谈到德国另一位病毒学明星亨德里克·斯特里克教授（Hendrik Streeck）。这两天，正好有一篇他接受法兰克福环视报记者的采访，里面谈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这次就把这篇采访介绍给大家。

亨德里克·斯特里克，2019年10月起担任波恩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和病毒学与艾滋病研究所所长。2015至2019年，他是埃森大学医院的医学生物学主席，并在那里成立了艾滋病研究所。43岁的他此前曾在美国工作，包括哈佛医学院和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并在那里领导美国军方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免疫学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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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斯特里克先生，设想一下, 您向前看一年。那个时候新冠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会戴着口罩和保持距离吗？

斯特里克：新冠病毒会始终存在，仍然还会被检测到，仍然还会有感染病例。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到明年年底，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会接触过这种病毒了。也可能到时候会有一种疫苗获得批准。但在我看来，目前在这种潜在的疫苗上报以的希望太大了。

记者：为什么？

斯特里克：疫苗的批准并不意味着新冠大流行会自动结束。要生产足够数量的疫苗需要很长时间，配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我们实际上还不知道，疫苗的保护效果如何。当然，研制疫苗是当务之急。但疫苗对结束这种大流行所能做出的贡献被高估了。病毒在迅速蔓延。虽然很多人已经预计到了，但目前的涨幅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认为，到明年年底，我们有可能会到达这么一个点，就是通过病毒本身，而不是通过接种疫苗来结束这场大流行。

记者：具体意味着什么？

斯特里克：很多人都会被感染，以至于很多地方的感染链自己就会不断地发生断裂。

记者：如果您认为到2021年底，人口中的一大部分都会被感染，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会有多大的毁灭性后果？

斯特里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目前局势的信心如何。如果我们只看德国，在做进一步战略规划时，重要的可能是要有这种认识，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没有遏制住病毒。也就是说，感染链本来可能会被打断的。

记者：这有可能吗？

斯特里克：当时的目标是追踪感染接触人。这一点并没有做到。这也说明, 它并不是控制病毒的合适策略。我认为，为了防止新冠造成的死亡和长期损害，可能必须更好地保护某些风险群体。卫生部门的工作完全是在极限状态下进行，很多地方已经无法追踪接触人了。同时，面对感染, 缺乏更好地保护高风险人群的真正战略。至今人们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投入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卫生部门要投入时间, 对老人院、养老院的情况进行充分的关注，检测也应该主要针对这些机构。这正是目前这种做法矛盾的地方。现在有点像是拉着手刹放任通过。通过努力防止每一个感染，以确保一个不受控制的遍历性感染。我们正在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记者：您说，首要的是应该更好地保护风险群体。最近，有关群体免疫的策略再次引发争议。例如，“大巴灵顿宣言”的作者呼吁对老年人和已经有疾病的人进行 “有针对性的保护”。而其他所有人都应该能够不受限制地恢复原来的生活。您也有类似的想法吗？

斯特里克：没有，不可能有。现有的规则，保持距离、注意卫生、日常戴口罩、通风，所有人都应该继续遵守。同样重要的是要防止聚集群式爆发。但是, 我们的资源有限。卫生部门的精力应该集中在保护那些有可能出现严重病程的人身上。50个年轻人被感染和30个老年人被感染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我提出的红绿灯建议，而不是像现在巴伐利亚州采用的深红色等级处理方式。仅仅计算感染的数量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避免的是不受控制的遍历性感染。因为这将意味着，疾病会在某个时侯不受控制地扩散到那些可能患重病或者因为感染而死亡的人身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正在努力追赶浪潮。但我们并没有为我们需要保护的人设置屏障。我们没有利用夏天来做这件事。

记者：这种有意义的屏障会是什么呢？在老人院、养老院做更多地检测，而不是检测那些旅行返回者？

斯特里克：我们不需要在机场进行测试，那是在浪费能源，因为整个德国本身现在就是一个风险区域。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卫生部门要用更多时间来关注老年人聚集地方的检测、卫生和护理方案。例如，应该每天测量工作人员和住在那里的老年人的体温。所有快速检测工具都应该留给这些设施，还有医院。这样, 不仅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可以得到检测，来访者也同样。同时还可以避免那里的人有一种被关了起来，不得不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感觉。例如，可以想象，每周对工作人员进行两次池测试（译者注: 这是德国霍姆堡大学发明的一种测试方法。它 将一群人分成组, 每组人的取样混在一起只作一次检测。发现阳性后，再单独测试。这是一种改进的PCR检测方法, 灵敏度要求很高)。但对于住在家里的老人或者已经患有疾病的人，他们害怕外出时感染上病毒，比如出去购物, 人们也应该给予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关照。这些人应该受到照顾，比如, 市政当局可以组织邻里互助。但这应该是夏天就开始做的。现在差不多有点太晚了。

记者：我们再来谈谈疫苗。您认为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完全保护还是部分保护？

斯特里克：我觉得这是不可能预测的。即使是正在做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也总是与惊讶连在一起。

记者：这一点人们最近也注意到了，有两家大型制药公司因为接种参与者无法解释的病因不得不中断疫苗研究。

斯特里克：也可以在俄罗斯的疫苗 “斯普特尼克5号”（Sputnik 5）里看到, 它甚至都没有进入3期临床就投入使用了。现在有一个接种者还是被感染了。或者另一个例子，1961年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RSV，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儿童身上，会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在第三期时，有两名儿童在感染病毒后，由于对病毒的免疫反应太强烈而死亡。这种事情很不幸地说明，我们根本无法对此做出预测。有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奇迹般的好疫苗，但同样可能的是，我们也会有一种效果不好的疫苗。虽然对疟疾、肺结核、艾滋病毒和登革热这些最大的传染病杀手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目前仍然没有疫苗。

对于新冠，我把最大的希望首先寄托在抗体疗法上。但这里也必须有保留地说明，我们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一种真正好用的抗病毒有效物质，来对抗任何呼吸道病毒。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斯特里克：我现在可以举个流感的例子：有一些像特敏福（Tamiflu）这样的药物。但问题是，你必须很早给药，在症状出现后的72小时以内，这样它们才能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到了后期，治疗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部分原因是免疫系统同样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严重时还会造成损害。这一点从新冠中也可以看出来。

记者：如果我们回到谈话的开始，回到您的假设，即到2021年底，有可能病毒本身就可以终结这场大流行。但前提条件应该是，一个人经历感染之后不会再次被感染吧？您认为会有一种持久的免疫力吗？

斯特里克：我们只能在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范围内对它进行展望。在全球4000多万感染者中，有5例确诊为再次感染。这里能说的只有，例外证明了规则（译者注：这是一种思辨的说法， 因为有例外，反而证明了确实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律或规则)。另一点：我们知道区域流行性冠状病毒, 它们也会引起呼吸道感染。我们知道，对它们的免疫力在感染后可持续半年到两年。但这并不意味着病情还会像原来那么严重。第二次感染时的症状通常较轻，更容易转变成烦人的感冒。这与所谓的T细胞免疫性有关。即使没有了抗体，T细胞免疫依然有效。

记者：您是否推测，新冠病毒会和其他四种冠状病毒一样，成为区域性流行病毒？

斯特里克：它将加入到地方性冠状病毒的行列里来。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在秋冬季节流感感染中，大约10%到30%是由它们引起的。新冠病毒将会是第五个。

记者：其他四种冠状病毒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过去也比较危险？

斯特里克：人们是这么认为的。例如，冠状病毒OC-43在130年前传到了人类身上。当时，这种俄罗斯流感横扫一片，中亚可能是它的起源地。当时，奶牛也生病了，估计病毒就是从这些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老年人当年病得也很严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00万人死于俄罗斯流感。

记者：这种病毒现在还在作为无害的感冒病原体活跃在我们的周围？

斯特里克：是的，有一些证据表明, 冠状病毒OC-43就是俄罗斯流感的制造者。从那以后，它就留在了本地。其他病毒是几千年前从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历史上反复出现。

记者：为什么新冠的“前身”，非典冠状病毒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了？

斯特里克：非典病毒没有灭绝。一般认为, 它跟从前一样存在于动物界。但非典病毒更容易控制，因为这种病毒更难于传播, 蔓延的速度比较慢。

记者：您是否能预计, 在未来几十年内，人们会进一步认识人类未知的病毒？

斯特里克：当然。动物界充满了病毒，总会有一些病毒传到人类身上。估计还会在什么时候再次迎来猛烈的流感潮。

记者：是不是人类不断侵入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从而加速了这些病原体向人类传播？

斯特里克：我觉得更像是减速了。病毒总是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但在过去，它们更多的是地方性的爆发，一种病毒可能就攻击一个村子，而不是走遍全世界。今天，人们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减少了，或者说在世界许多国家，这种接触至少受到了控制。但全球化让它更快地变成了一种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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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是美国位于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的美国经济研究所撰写的文件。文件由哈佛大学医学教授马丁·库尔道夫（Martin Kulldorff），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苏内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和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杰依·哈塔切亚(Jay Bhattacharya）三人共同署名撰写。他们建议对危险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同时应该允许低死亡风险的人过正常的生活，放弃所有防疫措施，直到通过自然感染获得群体免疫力。宣言认为现行的防疫措施，如封城和强制佩戴口罩等，已经给民众心理上、民生上和经济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只有在社会运作重新回归正常的前提下建立群体免疫力，才是富有同情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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