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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动态/第十九期（第三部分）/2020-03-23
科琳娜·亨尼格 (Korinna Hennig)/播客主持人（简称：主持人）
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 (Christian Drosten)/病毒学教授（简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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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德罗斯滕先生，作为结束话题，我们在播客中已经提到，你也经常被那些仇恨邮件和各种辱骂触及。现在，我们却观察到了相反的效果。忽然间，各种报纸都开始朝您个人扑过来。您变成了关注的焦点，炒作也跟着起来了。您对此有什么感想？还能应付得过来吗？
教授： 不得不承认，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感觉不好。我已经有种预感，一种人想拥有的传奇正在被创造。你当然可以在这上面写点什么，对比点什么，等等。但这和现实关系不大。让我特别担心的是，看到那些随之而来的简化说法。比如，就在这个周末刚刚发生的，一家大型杂志社做了一个比较有差异性的采访。采访涉及两三个问题。也就是 ，目前形势这么发展，现在该怎么办，所有的措施现在都实施了吗，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能不能脱身这些。
采访中我打了个比方说：如果自己看一下，是把足球场填满呢，还是学校开学，当然开学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很快就有一个装满人的足球场。但是，我们要相对集中精力，尽快拿到数据，决定是否可以让整个学校或者只让几个年级重新开学。因为这件事确实重要。对我来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种娱乐性和本质重要性的区别。或者说，如果想摆脱那些接触限制措施，注意力现在可以放在那里。
然后，内容被缩短了，那家杂志社自己在网上弄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大家对这篇文章的关注。基本上只是说：“德罗斯滕：一年内不再有足球比赛。”然后还写了在采访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内容，就是限制还要扩大到没有观众的足球比赛。即使这种比赛，我也建议取消。这根本不是真的。采访里根本没有这个内容。虽然话不是这么直接写的，但从上下文听起来是就这样的。
更过分的是，这篇文章被放在一个付费墙的后面。就是说，如果要去这个网站看采访的话，要付钱。这让我很恼火。为了这个采访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当然带着一种目的，想告诉大家一些也许是重要的事情，或许想通过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生活中从未发生过的情况，从而为他们做出一些贡献。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我也从来没遇到过。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我相信，在这种时刻我们的社会需要稳定，同时也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对现实做出自己稳定的评判。
但是，当媒体想通过这样的反差和刺激来赚钱的时候，就很糟糕了。我认为媒体必须停止这种行为。否则，我们作为科学家，就不能像在这里那样去做事了。我的一些同事就谨慎得多。这当然也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没有很多其他科学家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东西。这种现象不断发生，慢慢让人难以忍受。从个人讲，这也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只要这些东西一公布，我自然会察觉到。这个星期天下午的某个时间，通过服务器我注意到了。因为我的邮件收件箱里突然出现了攻击性的评论，真的是在攻击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发现了我的邮箱地址，从那里向我开火。这还只能说是最无害的后果。我觉得特别严重的是产生的误解。我们要搞清楚，媒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目的。说到底，只是为了流量。
主持人： 这里特别呼吁我们这些记者，要负责任地开展工作，不要断章取义。说到底，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播客里要做的事情，在大的空间里给出有益信息，因为您也很少会给出具体的行动指导，您是在为帮助我们能自己做决定而伸出了援手。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但是，当您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如果被人在大街上认出来，简单地说一句：加油，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知识。您会很高兴吗？
教授： 当然。已经出现过了。在这之后我当然感觉很好。比如今天，我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女士从车上向我招手。这当然很好。但我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为这样而构造的。我不会为自己从中提取任何好处。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有点陌生。我之所以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专门研究这个病毒或其亲缘物。绝不是因为我是个什么艺术家，能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演奏什么乐器，或者因为其它什么需要在这里对话，准备些什么。我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科学家也会和我一样，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能因为专业原因在其它略微不同的领域工作，当然也会准备做这样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不希望自己被风格化成一种不是我的东西。这和一个媒体明星看他的传播策略如何，看他的公众形象是否如愿以偿，是不一样的。那里是有意的，要在公众面前树立一定的形象。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科学家想要的。这是不能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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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这里引伸出的现象很有意思。在德国，不光是德罗斯滕教授，包括我的不少同事，很多受教育程度特别高并且专业上特别出类拔萃的人对赞扬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或者说这会让他们很不舒服。他们或许会出于礼貌去赞扬别人，但绝对不会迁就他们不认可的东西，不管你走得与他有多近。他们可能也会礼貌性地感谢一下你对他的赞扬，但内心绝对没有被这种赞扬打动。他们听人谈话，更注意说话人的思维体系，更注意这个人对他所说的东西是否理解，是否有根据，而对在此之上的感情表达，似乎只放在非常不起眼的位置。
对待工作，永远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便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个所谓的完成不过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而强行定义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完不完的问题。每天面对的永远是解决不了、解决不完的问题。而所谓的解决也不过是无数新问题的开始。
对他们来说，最难的事情是在没有足够科学数据的情况下做选择。他们大脑里装的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没有倾向，没有好坏，无需选择。有的只是数据描述的事实对象。他们的追求是发现所有的对象，然后用准确的数据描述它。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德罗斯滕教授始终强调，目前这些针对新冠疫情的决策必须要由政治家来做，而不是科学家。因为，决策就是一种选择，在没有明确数据证明的情况下，选择必然带有倾向性，这不是科学家的专长，也不是科学家的工作。他们能对政治家提供的支撑是科学，是数学计算。是一种不以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的数据事实。
但是，这些人不是机器，他们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爱好，通常还特别耐心，特别乐于帮助别人。他们向不懂的人解释问题，一般是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他们希望提问题的人最后真正能理解他提出的问题，理解他得到的答案。争论讨论是他们最希望的，即使是跟幼儿园的孩子说话，没有反馈的全盘接受是他们最失望的。要想与他们融洽相处，同时还能平等相处，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他们的思路，最好还能指出他们的不足，同时提出理由充足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思维方式，非常特别的性格特征。但这种方式和特征绝对不是天生的，它们是家庭、学校、社会有意培养的。如果留意一下从小学到中学，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内容，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学校对学生的评价要求，或许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性格特征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的一种期望。社会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在挑选培养这样的人，社会用环境塑造他们。而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会被要求，也以这种方式塑造社会。就像这个播客，教授像教学生一样，耐心地教社会大众，面对问题什么是理智的，正确的，对社会有意义的思维和应对方式。
德罗斯滕教授不过是从这个体系里走出来的一个，当然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绝对不是少数几个里的一个。当然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包括普通德国人，就是跟这种人近距离在一起会非常累。最细微的事情可以拉着你探讨几个月。对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真的是一种耐力和体力的考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有时很可能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当时那几个月的意义有时会突然显现出来。
他们确实是德国社会的依靠，而且持久，稳定。也许，这就是所谓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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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申明：这里的文字介绍，对话翻译，背景说明或评论完全基于个人兴趣，与德国北德广播公司NDR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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