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国及相关国家的情况

由于教授的实验室具有咨询和参照功能，同时柏林地区也出现病例需要处理，教授和他的同事整个周未都在工作。

教授认为形势是严峻的，重点提到了对医疗系统，尤其是重症医疗系统的关注。他说他本人是医生，但不是临床意义上的医生，而是间接性医生。他的作用是为临床一线医生提供建议，咨询，以及通过他的实验室，为临床医生提供诊断保障服务。他对医院医疗运转的参与度很高。

教授说，德国在重症治疗领域极其强大，重症床位有28000个。与其他国家比，从人口总数上看，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教授不认为现在就可以说，德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敢这么说。

教授描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没有疫苗，没有药，需要纯粹依靠非医药学手段来干预。需要依靠对工作流程的管理，而且是在各个层面上的。教授说，没有无限量的资源可以投入。而且这里的资源不仅仅是钱，有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的。比如不可能迅速雇佣新的专业人员。还有一些东西，下了订单根本拿不到货，因为都卖完了。

同时，一个最新出现的美国研究结果加剧了教授对时间的紧迫感。这个研究说，温度对新冠病毒的影响不大。教授说，这个研究结果迫使他放弃了原来的设想，就是说，原来设想现在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让感染潮到夏天的时候平静下来，然后在夏天把所有医院都高度装备起来，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迎接冬天的到来。现在教授感到，“感染潮很有可能会直接横扫德国，我们的时间比想象得要少。”预计最大量的病例会出现在6月至8月。因此必须重新考虑，现在需要做什么。

教授指出，必须意识到问题的所在。首先，必须要让压力脉冲远离临床医护，确保医院的医护人员保持健康的工作状态。其中谈到用高频率测试手段保护医院工作人员等等。目前，各医院开始将预定的常规手术时间推迟，以保证床位的数量。另一方面，还要从患者角度，延缓拉平感染高峰。教授预计，一个医院的门诊部今年除了正常治疗之外，可能还要处理五六千个被新冠感染的患者。需要采取措施将他们分散到几个月，而不是集中在几个星期。

教授说，现在各个层面的规划都面临着挑战，联邦卫生部，州卫生部，各地卫生局，还有医院。需要继续采取广泛的战术，在全民中实现延缓爆发。但资源有限，所以要把这个疾病重新审视一下，看看真正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哪里。

教授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患有各种基础性疾病的其它年龄段人口是需要真正保护的群体。对老年人，教授建议以退休年龄划线采取保护措施。对而其它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可以采取暂时离职或在家上班的方式，同时，给雇主予以适当的补偿。对于60岁以下，更进一步50岁以下，教授愿意冒着再次被攻击的危险说：“这就是一个感冒。无论怎样必须要能接受这个东西。事实就是这样，在年轻的群体中，这种疾病并不是很强烈地以死亡的形式出现。但在老年群体中，死亡病例增加得不成比例。”

教授认为，极端情况下，会出现“感染遍历化”。即年轻的群体在夏季之前或过了夏天后会被遍历性地感染一遍，之后会有大面积的免疫力。教授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等到这一波夏天大潮过了之后，会出现一些平静。教授设想了可能出现的场景：到了一定的时候，卫生局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一个被隔离起来的大学生和他接触过的好朋友进行日常控制，打电话挨个询问，有人发烧没有，感觉这么样。到那个时候必须说，这不是弱势群体，只能不受控制地对他们放任自流。必须要把时间资源，人力资源从目前正在使用的地方中抽出来，投入到要用格外的力气去控制的地方，比方说老人院。

2. 德国之外国家的情况

对比意大利的高死亡率，教授提到了韩国。他认为两者爆发时间长度差不多，但韩国的死亡率一直保持在0.6%到0.7%之间。这里面的关键原因，教授认为是韩国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其中，爆发地附近就有测试实验室。两个国家的统计基础完全不同。

在被问到，教授对意大利的局势到底担心什么的时候，教授说，令人担忧的不是写下来的统计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病人的命运，以及背后医院的情况。他认为，意大利的医疗能力正在慢慢接近极限，特别是在重症医疗方面。对那里的医院来说，目前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瑞士提出了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德国也在考虑是不是要这么做。教授认为，这里面有成本效益的考虑。集会有大的，也有小的，有与社会系统相关的，也有享乐性的。现在应该避免与社会系统不相关的，享乐性的大集会。这样可以防止更多地感染，带来的损失也少，比如足球赛。

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确实很重要。在经济生活中，有些会议是必须要开的。比如一个大公司，某些决策只有通过两天的会议和真正高强度讨论才能做出。但这些都不是大面积的会议，可能只会有100人。需要从中找到一个合理的数字。瑞士把这个1000作为一个衡量尺度。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尺度。教授推测，这就是基于不同集会性质的一种划分。

3. 针对听众关心的问题（无）

4. 科普性知识（无）

5. 措施及社会性话题

鉴于德国的疫情应对策略是重点保护老年人和高危群体，教授向听众提出了每个家庭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所有家庭成员现在就需要沟通，都要从旧模式里切换出来。比如从现在到今年9，10 月份，不要再想着背靠爷爷奶奶这个育儿资源，而是要把爷爷奶奶看成是必须得到保护的地方，必须为其提供帮助的地方，比如帮助他们去购物。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承担的义务。

他特别谈到了他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父亲70 多岁了，住在农村，每天快乐的与他的同伴们一起生活。当教授跟他打电话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同伴们都在说，教授真了不起，经常上电视，他们一直追踪教授发表的讲话。但没有一个人觉得教授在讲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教授觉得很忧虑。他说，现在是认真的，如果不小心对待，这些人真的会有20%到25%的人死去。他呼吁，不管哪个家庭是不是愿意接受现实，一定要把他的话传出去，向每个人的父母或祖父母解释。让他们知道，这是与他们有关的。

同时，德国社会还在进行是否要关闭学校和托儿所幼儿园的讨论。教授谈到了其中的考虑。教授认为，不像流感，所有人对新冠都没有免疫力，所以学校和托幼设施在疫情中并没有特殊作用。在目前流行病学方面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但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可能会有数据给出另一种结论。

另外，仅仅关闭学校和托幼设施并不能解决问题，同时还会带来其它影响。比如，幼儿园不开门了，肯定一些家长会联合起来照看小孩，把幼儿园的大群孩子，变成家里的小群孩子。大一点的孩子肯定还是会约着一起出去玩，打电子游戏。不能仅仅把孩子撵回家，还必须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才能达到效果。但限制了孩子，也就限制了父母。最后就变成了像中国一样的全面封锁。教授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考虑，很多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家也是这样考虑的。目前大家的意见是，现在还不是关闭学校，关闭托幼机构的时候，因为它只会对经济造成更多附带损害。而且对社会的反应能力、对医疗和公共部门，对防止当前病毒的流行病学传播并没有什么帮助。

6. 补充及评论 

在谈到抢购这类社会现象时，教授说，目前社会上对这些讨论的不多，因为其整体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教授说，要想让全体人民站在一起，在未来一两周内，必须要直接面对全体公众，做好沟通工作。

谈到这一点，作者有一些观察。因为是我们属于双职工家庭，还有小孩经常性地课外活动，周围无亲无故，平时吃饭只能以快为主。最主要的就是各种形状的意大利通心粉。煮好后加上事先准备好的各种酱料，再拌个蔬菜色拉，不到一个小时，一顿饭从头到尾全部解决了。家里因此存储了大量的通心粉。耐放，小孩又喜欢吃，而且经饿。疫情开始后，虽然时不时听到各种抢购的消息，但也没当回事。因为觉得，像德国这种国家，应该不会到了连吃饭都解决不了的地步。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事开会前聊天时说，周末去家门口的小店买面粉，想给客人做蛋糕，结果面粉全卖完了。她说，这是她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的事情。大家感到十分不解，闹病毒又不是打仗或者台风洪水地震之类的事情，为什么要囤积食品。难道病毒把种在地里的东西都吃掉了？

心中虽然有疑虑，但还是觉得应该去超市看看，希望至少通心粉别断顿，因为家里的存货不多了。到超市一看，真的，经常光顾的那个货架基本全空。难道是真要闹饥荒了？边往前走边想，不对呀，前面的货架好像还是满当当的。这两个货架的区别是，空的货架是产自意大利的通心粉，特别便宜，但比较好吃，而且还经常打折。我们经常是一次买上几十包。满的货架基本是德国产的，包装华丽，价格贵，味道还没有意大利的好。看到这两个货架的区别，好像突然发觉到了什么。从那以后，进超市时特意留意一下，看看什么东西最先被抢。口罩和消毒液，基本上哪里都买不到了，包括有消毒功能的洗手洗衣液。卫生纸最明显，循环纸做的，比较粗糙一点的基本全空。多层柔软的一般都还有。然后就是罐头和冷冻食品。从这个角度看，闹饥荒应该还不至于。

这里面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抢购卫生纸。无论从同事那里，还是从媒体上都没有找到准确答案。有人说，是不是有传闻，新冠会造成拉肚子。从报纸上看到唯一一个不是指责嘲笑的，是来自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推测。她认为，可能因为卫生纸体积大，减少了一点马上就能被人看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收音机里听到一个笑话，说法国人笑话德国人，德国人抢购卫生纸和罐头，法国人抢购红酒和避孕套。

整体供应个人感觉没什么大变化。疫情紧张时，因为边境封锁，车辆通关缓慢，对以卡车运输为主的欧洲进口食品消费品确实带来一些影响，就像意大利通心粉。虽然小孩抱怨，我们还是不得不吃了一段德国产的通心粉。后来，德国几家大的连锁超市组织火车运输，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新鲜肉蛋奶蔬菜水果，平均三到四天采购一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