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每天都能看到病毒如何来到身边，看到病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苏珊娜‧瑞奇（Susanne Rietsch）和汉斯-约阿希姆‧杨森（Hans-Joachim Janssen）在柏林急救医院的新冠重症监护站工作。她是护理部代理主任，他是监护站主任。六个月前，在第一次新冠浪潮高峰时，《柏林日报》记者跟随报道过他们是如何掌握对这种全新疾病的治疗方法的。现在，他们正处于第二波疫情之中。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比担心的还要糟糕，但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

新冠重症监护站：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一名护士和一名主治医生介绍了柏林的一个新冠重症监护站里的工作情况。现在那里的病人数量是5月份的两倍。

译自2020年11月13日柏林日报，记者Katrin Bischoff

记者：杨森先生，半年前您说过，秋天肯定会有第二波。您是对的

杨森：不幸的是，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记者：您们重症监护站F2的情况怎么样？

瑞奇：所有的14张病床都有人了。急诊医院已经有了第二个新冠重症监护站。目前，另外6名患者已经住在里面了。

杨森：就是说，我们80张ICU病床里的25%被新冠患者占用了。形势是变化的，参议院制定的指导方针也在适应形势的发展。

记者：25%，这是每家医院必须为新冠疾病患者预留的重症监护床位数。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现在需要拒绝新来的新冠患者，或者要选择帮助谁？

杨森：幸运的是没有发生这种事。我们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记者：但听起来很像，不是吗？

杨森：根据柏林市所谓的SAVE网（重症监护协调网），我们已经完全满载了。但我们柏林急救医院的情况很幸运，以医院的规模衡量，我们拥有大量的重症监护床位。这里有80张计划床位，所以还有空间。如果有重病患者来到救治中心，我们不会拒绝。

杨森：在这种情况下，您个人的感受如何？

杨森。我当然很担心，没法知道我们柏林和勃兰登堡最后是否还会有足够的床位。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局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感染人数在迅速增加，这还只是第二波的开始，我们现在的病人就比第一波高峰时还要多很多。确切地说，我们收治的病人是当时的两倍多。

瑞奇：我也有同感。尤其是由于患者众多，工作量非常大。此外，我们自己的病假率也很高。好几位同事被感染了，另一些员工也在隔离中。第一波的情况不是这样。

记者：您的同事在新冠重症监护站被传染了？

杨森：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私人场所被感染的。我不认为是这里。

记者：为什么不是？这里有很多携带病毒的患者。

瑞奇：这里的防护措施太好了。我们有治疗这些病人最理想的工作条件。其中，重症监护站的每一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气闸。

记者：在此期间，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万多人。您还在登记感染数量吗？

杨森：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担心今年秋冬会很艰难的原因之一。很不幸，这种开局与3月份刚开始的时侯有些不同。

记者：在多大程度上？

杨森。当时整个重症监护站完全腾空了。我们多少可以安静地处理这些病人数字。这些数字随后因为封城相对快地减少。我们由此非常好地度过了第一波。当时医院里被感染的工作人员也很少。病毒现在是在大面积地传播，不像刚开始看起来的那样，那么可控。

瑞奇：如何发展下去，还是要看数字。

记者：您的意思是？

杨森：一旦感染潮慢慢平息下来，14天或三周之后，我们重症监护站的情况也会有所缓解。但这两三周不好办。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到来。而且，我们收治80岁以上老年患者的比例特别高，这也和第一波时的情况不同。我们还不得不收治许多来自克劳茨贝格（Kreuzberg）或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重病患者。相比之下，来自我们马尔赞（Marzahn）这里的重症患者相对较少。

记者：5月初的时候，您还很庆幸自己监护站里没有一个病人失去生命。

杨森：可惜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死的主要是老年病人。

记者：当时有一个26岁的患者在您的监护站接受重症治疗，他的病情这么样了？

杨森：一个月前去世了。病情没有好转，带有非常严重的病程。

记者：自上次采访以来，您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瑞奇：我们根本没办法从工作中脱身。但是，我们只有在有足够护理人员的情况下，才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保障。生病和隔离带来不了这些。就是说，如果想的话，每天都是一种新情况。

记者：具体是指什么？

瑞奇：实际上，一个护理应该照顾两个病人。但在缺员的情况下，一个人往往要照顾三个病人。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状态。

杨森：的确，我们必须用同样数量的人员救治比第一波时更多的病人。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此期间对治疗新冠患者比半年前有了更多的经验。我们对疾病的了解也比较多。尽管如此，治疗14名新冠患者要比治疗14名普通重症患者花费的工作量要高得多。当然也是多花了一些心血在里面。

记者：您当时说的是在实践中学习。

杨森：我们当时正处于一个学习阶段，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现在，我们知道必须怎么做才可以救治病人。此外，我们每天都与夏利特大学医院保持密切联系。

瑞奇：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把我们的知识传授给在第二重症监护站救治新冠患者的同事。

记者：您们每天都能看到病毒的危害，而且家里还都有小孩子。害怕会把病毒带回家吗？

杨森：新冠这种疾病每天都在我家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的妻子，她是一名注册内科医生，拥有的诊所是柏林19家新冠诊所之一。我们几周前就已经完全停止了我们之间的私人接触。我们已经向孩子们解释了目前的情况。他们几乎是学校里唯一戴着口罩上课的。但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记者：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戴口罩上课吗？

杨森：高年级学生是，小学还没有。

记者：那您呢，瑞奇夫人？

瑞奇：我是一个单亲母亲，我女儿已经5岁了。我也是绝对减少了我的私人接触，除了我的父母。我去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带我的孩子去幼儿园。

记者：什么叫减少接触？

瑞奇：举个例子：在局部封城前不久，我女儿被邀请参加一个孩子的生日聚会。跟着一大群孩子，她要去一个游戏乐园。但你在那里根本没法控制，大家是不是遵守了卫生规则。这个生日聚会就这么放弃了。

记者：要把这些传达给孩子肯定很困难。

瑞奇：我没有直接告诉女儿，而是请求那个孩子的妈妈：让我们的孩子单独聚一次。我女儿已经明白了这些。她马上要六岁了，绝对很清楚，人会死于这种病毒。她并不害怕，但她说：我恨新冠病毒。

记者：您的工作是在和风车作斗争吗？

瑞奇：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杨森：绝对不是。我们的临床情况很复杂，但我们可以对患者进行治疗。对那些有风险特征的病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最大的保障。他们有时会在重症监护室呆14天或者3周。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疯狂的并发症，他们就会活下来。我今天可能还不能把一个病人从这里转到普通病房，但明天至少会有两个。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记者：您们有没有想过干脆放手不干了？特别是潮水般的患者还在源源不断。

瑞奇：我是一名护士。我不能从病毒面前躲开。

杨森：如果那样，我可能就是这个监护站里站错了地方的假ICU主治医生。

记者：有没有让您们开心的时刻？

瑞奇：一直都有。

杨森：比如，我们原来有一个已经非常老的患者。他的肺被新冠疾病损伤得很厉害，在我们这里治疗了很长时间。但他战胜了疾病，出院了。当他因为心律失常再次回到急症医院的时侯，我到他的病房看望了他。他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对一切超级开心。

记者：不断有示威的人反对遏制疫情的措施。里面有些人否认病毒的存在。您们怎么看待这些抗议活动？

瑞奇：我想邀请这些人到我们重症监护站来。对于那些新冠否认者，必须要发起一个类似聚会的项目。

记者：聚会的项目？

瑞奇：学校在急诊医院提供了一种警示课程，当然是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年轻人看到了抢救站，看望受伤的人，然后绕进重症监护室。

杨森：这样的警示疗法，或许也能让一个个否认新冠病毒的人回到现实中来。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的有限封锁？

瑞奇：我欢迎这些措施。

杨森：没人知道，这样松散的封锁是否真的有效。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措施会消除一些紧张。

记者：剧院必须关闭，博物馆和餐馆也同样，但人们可以在商场里挤来挤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瑞奇：确实没人能真正搞明白。同样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允许人们去理发店，但却不允许去做美容。在我看来，这些措施传递出很差的声音。

记者：封城时，您们最想念的是什么？约个朋友，出去轻松地吃个饭？

杨森：当然少了点什么。但是，再被封锁半年或者三个季度？真会那么糟糕吗？很快就会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明年秋天肯定还会有比较小的第三波。然后生活就会重新恢复正常。我对此深信不疑。

记者：为什么还会有第三波？

杨森：就像1918，1819和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样。你可以把当年的图和统计数字与新冠的叠加在起来看。另外，第二波西班牙流感也是极其猛烈。因为，当时的传播就像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同样是不受控制的传遍整个人口。然后出现了一个小的余震，然后就结束了。这次也会如此。

记者：您们对未来有什么愿望吗？

杨森：我希望我的孩子不会因为新冠而受到伤害，虽然所有的安全限制措施肯定不会毫无踪迹地在他们身上不留痕迹。我还希望把目前无法做到的事情都重新做一遍。但对未来，我看不出会是那么漆黑一片。我知道事情会再次变好的。疫情不是一个永恒状态。

瑞奇：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健康，还要有更多的护理人员。在疫情发生之前，护士和护理人员已经出现了短缺，即便是在重症监护区。我希望政治最终能有所作为。

记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

瑞奇：应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杨森：同时还要有更好的报酬。

瑞奇：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鼓掌欢呼，说我们做得多么伟大。从那时起，多少天、多少周、多少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改变。我并不是一定要有更多的钱，如果你一直承载着极限走路，钱是帮不了你的。同事们都很疲惫。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工作人员。

杨森：但要达到目也只能通过更好的报酬了。没有足够的报酬，也就不会有足够的人手。

记者：新冠疫情会给您们留下什么？

杨森：当然留下了相片。病人留下来的，从今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们这里的重症监护站没有一个新冠病人。

瑞奇：这真的很奇怪。也就是一天的事，这里就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局面。从7月到8月，一直都这样。但我们知道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这只是下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

记者：您觉得F2什么时候能恢复成正常的重症监护站？

杨森：明年春天。

记者：这听起来很乐观。

杨森：我希望在接下来的14天里，感染活动会慢慢降下来。那么，重症监护站的情况可能还要再持续两个月。希望从2、3月份开始，患者会减少。

记者：您上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杨森：我很幸运，暑假期间和家人在希腊呆了两个星期。当时正好是我们国家只有很少病例的时侯。希腊当时做的也很好。与今天相比，当时的感染者非常少。我们希望，我们能在明年4月份重新回到正常上来。

瑞奇：我最后一个假期也是在夏天。我去了波罗的海。现在还没有什么计划。

记者：您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瑞奇：完全没有。我喜欢当护士。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当我向别人讲述我的工作时，如果他们对我表示出尊重和兴趣，我会很高兴。

杨森：我不是英雄。帮助别人是我的工作。

⁃⁃⁃⁃⁃⁃⁃⁃⁃⁃⁃⁃⁃⁃⁃⁃⁃⁃⁃⁃⁃⁃⁃⁃⁃⁃⁃⁃⁃⁃⁃⁃⁃⁃⁃⁃⁃⁃⁃⁃⁃⁃⁃⁃⁃⁃⁃⁃⁃⁃⁃⁃⁃⁃⁃⁃⁃⁃⁃⁃⁃⁃⁃⁃⁃⁃⁃⁃⁃⁃⁃⁃⁃⁃⁃⁃⁃⁃⁃⁃⁃⁃⁃⁃⁃⁃⁃⁃⁃⁃⁃⁃⁃⁃⁃⁃⁃⁃⁃⁃⁃⁃⁃⁃⁃⁃⁃⁃⁃⁃⁃⁃⁃⁃⁃⁃⁃⁃⁃⁃⁃⁃

本文作者申明：这里的文字介绍，对话翻译，背景说明或评论完全基于个人兴趣，与任何组织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