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s），诗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于1759年11月10日出生在马尔巴赫（Marbach）。为了纪念他的诞辰日，每年都会有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在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发表席勒演讲。迄今为止，演讲者包括Richard von Weizsäcker（德国总统）、Monika Grütters（文化媒体方面的政治家）、Norbert Lammert（议会议长）、Brigitte Kronauer（作家）和去年的Cem Özdemir（绿党政治家，第一个有土耳其家庭背景的议员）。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发表了今年的演讲。由于他对冠状病毒的研究，目前可能是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出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原因，今年的活动以视频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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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不是必然的宿命
出乎意料，您们邀请我，一个病毒学家，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诞辰纪念日发表传统的演讲。您们做出了一个明显非同寻常，但毫无疑问展现出开放性和敢于承担风险，真正有勇气的决定。
我能够从这个邀请的背后看到一种好奇心。一种离开了熟悉领域的好奇心。一种对新的、未知的、甚至可能是不舒服东西的好奇心。我觉得这种好奇很刺激，也正是因为好奇心，始终不断地驱动着我，还有其他研究工作者。
您们的邀请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它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对比席勒，在非常个人的行为方式上做一些思考。
非常明显，席勒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我们俩人都是学医的。此外，尽管我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出于不同的目标，我们俩都把执业从医的想法抛到了身后。他被文学所吸引，我被医学研究所吸引。
作为一个以自然科学理性为主要关注点的研究者，我对理解自然、透视它们的机理和规律性而痴迷。我的兴趣目标是获得验证过的科学认知。我想依靠实验、观察和研究得出那些每一个人都能检验的推论。在我的工作中，我不会追随任何政治企图。从纯粹的专业角度看，我的行事方式与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首先在这里就产生了距离。
然而，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正是这一点让人格外着迷：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来，更近地探索席勒的<<狂飙突进>>。我对此很清楚，在文学和哲学的领地上，我会很容易地误入歧途。所以，我今天想提防两件事：第一，我不想给您们解释弗里德里希‧席勒。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军早已把这一点做得无比透彻和令人信服。其次，我不想为把弗里德里希‧席勒归为自己，或者把他当作我的招牌。这是出于对历史人物席勒的高度尊重所禁止的。
但我确实还是想面对他。席勒对我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他的生命和他的著作与我们今天还有多大的关系？作为这里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无法从席勒著作里的主旋律回避开的，那就是：自由。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谈责任。因为，对我来说，这两部份都是最基本的要素。
没有人给我设定一个方向
让我们一步一步按这个顺序走下去。首先是自由，这是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生命和著作围绕的中心思想。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如何争取自由、留住自由和保护自由，但同样也会再次失去自由。为了自由，席勒是一个坚定的斗士。他的信念是，增强人类个体和社会总体的自由能力和自由意识。他为此称自己为 "不侍奉权贵的世界公民"。
从这个角度看，席勒对我来说有绝对的共同点。作为研究工作者和科学家，我希望能够自由和独立地工作。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很可能与对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无法保持一致。科学的认知绝对不能取决于：是谁把它带出来的、谁给了委托、或者谁最终为它提供了资助。科学的认知适用于普天之下，可以为每一个人所用。由此，研究工作者也是席勒意义上的一种世界公民，他们不为权贵服务，他们为知识服务。
自由的三个维度
最主要的，自由所带有的三个维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首先是科学本身的自由。我是一个病毒学家，对冠状病毒有专门的研究。我是自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很早就开始对病毒着迷，但冠状病毒多年来一直特别地吸引着我。它们是如何构造的？它们从哪里来？它们会如何传播，蔓延的速度有多快，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多年来，我一直以自发的、高度的激情去探索这些问题。没有人事先告诉我一个方向，或者要求我不应该追逐某些特定的问题或者课题。
弗里德里希‧席勒不得不为这种自由而艰难奋斗。他写在纸上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有些君主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受到禁笔的威胁，被迫逃亡。我对言论自由的热爱没有让我受到什么严重的冲击。恰恰相反：它受到了奖赏，最终把我引到了夏利特。
对我来说，自由的第二个重要维度涉及到我获得科学认知的方法。这个过程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相同的高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我在这里的自由是，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偏离这些标准，例如通过一些要求，规定我如何进入课题、如何规划实验，或者如何评估研究结果。科学研究的规则和准则拥有普适性。我仅仅对科学实验、我的观察和结论推导中的事实肩负义务。属于其中的，是我自己的思想能力，同事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为了获取一种坚韧的认知进步而做的不懈努力。为此，我必须时时刻刻面对有关我的工作的艰难的科学辩论。这种工作方式，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独立于第三方可能带有的期待和利益。
同样对于启蒙者弗里德里希‧席勒，我在这里看到了另一个共同点，自由意味着为自己的思想服务。他绝对不是那种，去跟着别人的嘴巴说话，或者去把别人的想法简单地传递出去。他把那些为困扰他的问题找到真实的、独立的答案看作自己的使命。思想的自由对他来说是一种愉悦的挑战和义务。为此，他个人甚至做好了准备，接受艰难，流离，无数次的重新开始。
最后，也就是第三个维度，我喜欢享受与他人不受阻碍地分享我的研究成果的自由。这种可能性是科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只有当研究结果被分享，被讨论和被审查，在继续的过程中被否定或者被进一步发展，我们才会在研究中获得进步。为了让社会从中受益，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研究人员要以一种可理解和透明的方式把我们的成果传递出去。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方面对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持续下去。在这场新冠大流行中，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我认为我有这个义务去提供信息，并给出方向性指导。我们所有人对病毒和大流行理解得越多，就越能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负责任的正确决定。如何阻止病毒的快速蔓延？怎么做才能不让我们的卫生系统负担过重？如何才能避免传染和严重的病程发展以致死亡？
带着我们无比珍视的自由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这些都取决于我们的个人行为，所以我们需要可靠的信息。新冠大流行不是必然的宿命。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决定，情况将会变得更糟还是变得更好。无论哪种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向公众提供基于科学的信息与药物或疫苗开发一样，是与新冠病毒进行斗争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战略。
由此我们进入到我今天想探讨的第二个中心点：与自由相关的责任问题。带着我们无比珍视的自由要做什么？对我们与其他人交往以及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交往中，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席勒在我看来具有特别的现实性。有一点对他来说是清楚的，个人自由不能脱离社会而达到。席勒准备好了，把自由也给予他的同胞。为了创造出和维护住所有人的自由，又需要人们互相站在一起，互相承担责任。这个做的越好，就越不需要从上面下来的干预。
这场新冠大流行已经表明，这一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是多么现实。我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行为越是负责任，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理由就越少。但是，我的行为越是无所顾忌和自私，国家就越是必须要限制我的自由，这样才能有效保护社会和其他人的福祉。
但是，什么才是负责任的行动？随意引用席勒的说法，只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决定，在大流行中只是出于偏好，不受外在的强迫，就足以让人们去做正确和理智的事情了吗？他们然后就会自愿参与了吗？
或者，随意引用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说法，我们需要提及一个相当严厉的义务和责任吗？一种新冠大流行中的命令式：在大流行中一直这样处理，每个人都像是检测出了阳性，对面的人都属于风险群体?
解释、明示、归类
我是这样理解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使命的：我要让人们拥有信息和知识，以便他们能够就这个问题为自己做出决定。我的作用和我的贡献存在于，解释我的专业领域所采用的方法，明示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对什么是事实和什么是虚构进行归类。当然，我觉得我有义务采取纠正行动，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些精心制作的谬论。为此，我必须将科学的语言转化为清晰，但始终还能一致的图像和比喻，以便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如果您作为一个科学家参与到今天这种实验中来，您就会马上处于围绕新冠大流行这个话题，公众面极广的意见纷争中。对于一个关注事实和确定性知识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有意思、有启发性的经验。例如，您会发现，您的贡献会变成一场极度艰难的争吵的一部分。科学成果在这里不会像在专业世界里那样被客观、冷静地剖析。它们被当作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影响来讨论，同时被高度情绪化地评价。所有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一刻不停地热炒。
我是一名病毒学家和科学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在这种非常特别的前提下，作为科学家，在对自己，对所学的方法论工具，保持真实尤为重要，同时要有"不侍奉权贵"的意识。我是一名病毒学家和科学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没有选举赋予我作政治决定的合法性。我只是在传递事实，帮助将它们分门别类。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
具体到冠状病毒，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有这份无法避免地去传达不愉快真相的任务。我不能粉饰病毒。它就在那里。它在等待机会。如果我们不干预，它就会利用机会。它不谈判，也不妥协。我们病毒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个有科学知识支持的真相在公众中一次次被听到。科学家在这里的责任是，描绘一幅现实的图画，而不是期望的图画。
同时，通过我们所明示的认知去指明道路，如何解决掉这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我们必须从席勒的意义上为自己和为他人承担责任。具体地说，就是要遵守保持距离规定，尽可能限制自己的活动和接触。
由科学的自由生长出来的一种义务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由此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反抗。对待这些，并不总是很容易。很自然的反应或许是，逃避。但这恰恰是我们科学家不允许做的。同样在这里，席勒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能屈服。这是从我们作为科学家的自由中产生出的，去完成这一使命的义务。
令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在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困难境况下，他们参与了进来并且承担起了责任。我很高兴地看到，许多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心理学家都在为使辩论客观化、提升争论的质量和梳理分类科学认知进步的现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这种梳理分类并不仅仅是出于外部伴随现象带来的额外要求。从内容上讲它也带出了两个在交流中必须不断进入的问题区域：第一来自于当前大流行发展的特殊性，第二来自于公众对科学认知获取过程的有限理解。
请让我先从大流行发展开始：对我们科学家来说，要明确勾画出与之相关带有挑战性的维度，仍然还很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受限于人类的直觉和经验空间。不管年龄、工资或者家庭，我们都习惯于一种线性发展。然而，疫情并不想遵守这种所谓的规律。病毒有指数性繁殖的能力。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病例数量真的到了强劲增长，甚至爆炸性增长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常常会是惊讶甚至束手无措。
恰恰是政治方面对这些关联的理解是重要的。归根结底，对于为防止指数型和不可控制的增长所采取的措施，政治家必须尽早做出决定。然而，这种理解也必须在社会上得到传播，否则政治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信任和认同。
我想让人们了解情况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公众对科学认知获取逻辑的有限理解。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可以比作对未知世界的探险远征，其中包括着错误和挫折。原有的理论和假设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又提供着重要的新动力。对于不习惯这些的人来说，有时很难理解。特别是，就像现在的大流行，他们期望获得有效的信息，以此用来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
尤其是对政治决策者来说，我们的科学活动是一种真正的无道理可言。政治操作遵循一种从根本上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逻辑。它的目标是做成一些尽可能可以长期承载的框架条件。路线修正会被政治反对派相应地插上政治方针失败的标签。不幸的是，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政治决策者不得不基于新的科学认知不断改进或纠正那些措施。您只需要想一下作为措施要求的戴口罩就知道，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这种伴随而来发生过的路线调整并非不可预见，而且也相当明显。政治上已经这样实施了，同时清楚地表明赞成而不是反对这一点。终归说来，他们的措施需要基于从病毒研究而来的新认知。短时间衡量，这些认知是相当的多。
多亏了高强度的研究工作，我们今天对这种病毒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我们可以衡量不同年龄段的致死率和相应的风险。对疾病的产生和免疫力我们理解得越来越好。同样在涉及检测可能性和病毒传播行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非所有这些认知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被预料到。有一些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在被怀疑，并通过研究的进展被不断地检验。如果有了新的认知，就必须对自己原来的评估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科学的运作方式。
如果我们想让政治家和社会给与我们信任和支持，正是这种发展过程，需要我们，作为肩负责任的科学家，必须积极地向他们进行解释。也正是这个原因驱使我努力去做沟通交流工作。我想让人们了解情况。通过这些信息的帮助，人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那些有关必要性和要求的讨论中来，以此共同规划对大流行的抗击策略。我希望，这种参与的可能性会赢来广泛的社会认可。
不仅仅是针对这场大流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时代所有的重大全球挑战：如果我们想要维护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福祉，我们就必须不怕麻烦地带着整个社会一起行动。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复杂的事务针对普通大众进行再加工，并用合乎事理和适当的方式告诉他们。尤其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在这里有这么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社会功能。这也明确地意味着，要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带入正在进行中的公众辩论中，将它们针对事情清楚地表达出来，同时不偏袒辩论的任何一方。
对事实的扭曲或缩减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同时，当事实被忽略、扭曲或缩减时，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如果科学被政治化、工具化，或者科学的标准受到伤害，我们必须用可验证的事实来表明立场。
这绝不仅仅适用于大流行中的感染研究。它同样适用于所有那些科学领域。在那里面临着带有决策压力和深远影响后果的紧迫问题。例如气候研究，它是全球范围内涉及到的另一个潜藏危险的发展问题。
因此，对于自由的科学来说，负责任的沟通交流是一种社会义务。这是从自由中产生出来的义务。在今天弗里德里希‧席勒诞辰日之际，这种自由再次提醒了我们。
最后，请允许我把我的讲话放回到弗里德里希‧席勒上来，因为他对我们科学家和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启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并非完全不重要，因为往往是声音成就了音乐。
我喜欢为朋友服务
在《赛尼亚》中，席勒用一种嘲讽诗的方式，反对伊曼纽尔‧康德的严厉的道德约束和夸张的义务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我喜欢为朋友服务，可惜我这样做带着倾向性。我常常为自己没有那种美德而烦恼。这里唯一的忠告是：必须设法蔑视他们，然后带着厌恶中去完成给你的义务。
我是这样解读这些有点深奥的语句的：我们每个人被要求的，不仅仅是出于义务和责任的行动。倾向和兴趣是分不开的。即使康德警告我们，人不应该仅仅出于快乐才去遵从自己的理性。但绝对是允许这样做的。所以，对知识感到快乐也可以推动我们在目前情况下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由此我相当肯定：弗里德里希‧席勒或许也会戴上口罩。
对于这个论点我想先留在这儿。
保持自由和思想的快乐。表现出责任心。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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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申明：这里的文字介绍，对话翻译，背景说明或评论完全基于个人兴趣，与任何组织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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